诗写自己荣幸地与沈驸马同避于宫苑御沟清波荡漾的水边，李贺想在政治上有所出路，对驸马这种身份的人难免有点巴结奉迎之心，这也是他未能免俗之处吧。即使这种应酬之作，李贺写得也不空泛，沟水流入宫苑、宫女正在梳妆，水声惊醒早梦，水流泛然、可供流觞等一系列场景的描绘，显得富有生活情趣。从诗中“绕堤龙骨冷，拂岸鸭头香”、“停杯泛小觞”来看，当是三月三日宴游作“流觞曲水”之戏。
诗写御沟之水，只起首一句直笔状水流之貌，馀皆曲为之辞，然都不离御沟和水。流入御沟之水，始则“白泱泱”，其时正值清早时候，继而水绕沟堤，已有脂粉香气。再经别馆，汩汩有声，故能惊人梦醒，曲折回环，故可流觞饮酒为乐。同游者贵为驸马，幸得相见于御沟。此诗是李贺逞才之作，有讨好之嫌，似无深寄。
诗题是“梦后”，诗的重点也是抒发梦后感怀，但诗先从未入梦时写，交代自己的情况，作为梦的背景。首联实写，随手而出，说自己离开朝廷已经很久，安居在故乡。这联很质朴，实话实说，但对后面写梦起了重要作用。唯有“不趁常参久”，与友人离别多日，所以思之切，形诸梦寐；唯有“安眠向旧溪”，满足于现状，才会有下文感叹人生如梦，唯适为安，希望欧阳修富贵不忘贫贱之交的想法。接下去，“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两句，转入“梦后”情景。
这首诗之所以见称于人，主要就在这三四两句，特别是第四句，写景如画，并含不尽之意。一些文学史就以它作为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范例。
梅尧臣提出这一名论时，他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认为“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梅尧巨这时“安眠向旧溪”，并没有“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然而，他在梦中走过“千里”（在梦中走到京中，见到欧阳修），“五更”时醒来，看到的是屋梁“残月”，听到是满城鸡啼。这种眼前光景与梦境联系起来，就有了说不尽之意。
杜甫《梦李白》中写到梦后时说：“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那是把要说的“意”说了出来（也还含有未尽之意）。这里“残月”二字实际上概括了杜甫那十个字。这里的“一城鸡”与茅店的鸡声不一样，因为那是催人上道，而这里却还在“安眠”之中。但“残月”虽在，而不见故人“颜色”，耳边唯有“一城鸡”声，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不特如此，“鸡唱”还是催人上朝的信号。《周礼·春官·鸡人》即利用鸡的“夜呼旦，以叫百官，王维诗也说：“绛帻鸡人报晓筹”。梅尧臣“不趁常参久”，在梦回闻鸡时，又会想到“汉殿传声”（《春渚纪闻》语）。所以，这一句不仅写出在“安眠向旧溪”时的梦醒情景，而且寄托着去国（离开京城）、思友之深“意”。
第五句的“往”，指梦中的魂“往”到京城与欧相见，是承“千里梦”而来的。“言犹在”是梦后记忆。杜甫的梦李白，写梦李白来；此诗则写诗人“往”；杜甫对梦中情景描写较多；而此则仅以“言犹在”三字概括过。这是因为两诗所要表现的重点不同，详略自异。梦中“言犹在耳”，顷刻间却只剩下“残月”、鸡声，这使诗人想到“人生如梦”，因之而觉得得失“可齐”之“理”。这就是第六句“浮生理可齐”的含意。关于“人生如梦”，有人斥为消极，但这只是一方面；从身在官场者说，看轻富贵功名之得失，才能保持廉节、操守，因而还是未可厚非的。
最后两句，由梦中与欧阳修相会，想到了现实中的交往。诗用竹林七贤中山涛、王戎来比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当时已擢官翰林学士，因此梅尧臣希望他虽然已处高位，但不要忘记当年朋友之间的交往。诗以听竹禽啼鸣为往日萧散自在、相互脱略形骸的生活的代表，以问句出之，正是深切希望欧阳修莫改初衷，与诗人保持友情，珍惜过去。方回认为末联是说欧阳修已登显贵，要忙于朝政，已经无法享受高眠之适，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山涛保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梅尧臣却希望欧阳修保荐自己，有人认为这样太庸俗了，是贬低了梅尧臣。其实，当时的时代、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梅尧臣原本不是山林隐士，而宋朝制度，官吏考绩又要看保荐者多少。而且，梅尧臣在诗中先说“不趁常参久”，再说到“梦后”的满城鸡声；又说到他对官场得失并不十分介意，然后再微示求助之意，正是老老实实说话。既不是遗世脱俗，也不是汲汲富贵，这样反而表现出梅尧臣的品格。另外，写此诗的那一年八月，梅尧臣返回京城；第二年（1056年，即嘉祐元年）便由欧阳修与赵概的联名奏荐，而得官国子监直讲。
论人必须顾及“全人”，讲诗也必须顾及全诗。如果寻章摘句，再加抑扬，反而会失去真实。
建安十五年，曹操击败袁绍及其三子，并北征乌桓，平定北方。于是在邺建都，于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各架飞桥相连。然后曹植做出这部作品。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