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伤春怨恨。首句抒情，百种相思与千种怨恨交织在一起。“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早就有伤春之心，再加上被春酒所困而病酒恹恹。“薄幸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薄幸郎辜负了别人的行为，实在令人不满，要在枕边问明白。“枕畔”，“不忿”中盼着重逢相。
下片诉愁。过片“懊恼风流心一寸”，后悔为了情爱而劳役自己的身心。“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强行将自己灌醉酒，以求得好入睡，也仍然像以前那样烦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这两句是说：这种爱恨交织的相思，全是因为你造成的，可是你却不相信。泪珠滴尽了，而愁怨却难以消尽。
这首词写一个多情女子对薄幸情郎的怨而不怒的复杂的情感。她不愤怒，但她懊恼、烦闷、愁苦、哭泣。尽管如此，她仍然抱有天真的希望：“何时枕畔分明问”。然而，“此意为君君不信”，她等待的恐怕还是失望。一首小词，感情容量却如此复杂。
这首《吊岳王墓》作于何年已不可考，但可以说是诗人亲临栖霞岭岳飞墓，有感而作。
首联“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第一句是写景，岳飞惨死于奸佞之手，墓边的大树为其所感，树枝随风摇曳，纷纷奋然指向南方。这是全诗中唯一写到诗人所见的岳飞墓的，尽管只此一句，却是极传神之处。关于树枝南指，读者应以审美的目光借助想象去观照这一非现实却超越了现实的艺术境界。这一境界是感动人心的，它寄托了诗人强烈的爱憎之情。接下去“十年遗恨泣英雄”更是慷慨悲凉之笔。高启于岳飞墓前，望着树枝南指的大树，想起了令人痛心的往事，于是无限悲愤，见于笔端。
第三、四句“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从文字上看，意思是说朝廷已经岳飞下了班师的命令，而韩世忠仍然投书斥军，表达其恢复之决心。诗人在这里是以前一句写投降者的卖国苟安，后一句写抗敌都始终以恢复为己任，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一联是对南宋政治的高度概括。
第五、六句“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这里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正直敢谏的朱云，另一个是被诬灭族的英雄韩信。在这一联中；诗人由岳飞被害想到朱云请上方宝剑铲除佞臣，想到汉高祖忘恩负义诬陷谋杀忠臣。“每忆”两字，表露了对忠臣被杀的无限遗恨以及对这一事件的关心和哀叹，而“空嗟”两字，则表达了对杀害岳飞的高宗的愤慨。这一联诗人的想象纵横驰骋，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悲哀和感伤。
末联“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诗人在岳飞墓前回首北望，只有茫茫白露，不见远方宋代诸帝王的陵墓。这两句看上去极白，但却写得空灵婉曲，含而不露。既然“回首”又“不见诸陵”，那么要把不见之物——诸墓陵——写出来的原因就是诗人于栖霞岭上凭吊岳飞墓时，自然联想到了它——诸陵——这里像征着宋代王朝。昔日的宋王朝一去不在，诗人到此只是哀悼那时惨死的英杰，而对那个朝代，那个朝代的君王则毫无怀念。这一联是全诗的诗眼，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对于岳飞的怀念之情和对南宋王朝杀害岳飞的痛恨。诗人伫立于岳飞墓前，眼前是茫茫白露，这姜迷清冷的意境更增强了此诗悲哀感伤的色彩。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