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上片描写梦境,刻画了在梦里与伊人相会,和她那娇嗔佯笑的动人形象。首句以“客夜怎生过”提问和起,第二句以后便具体描述征人怎生度过孤眠之夜。客夜无聊,他一早便进入梦乡。在梦中,他回到家里,和妻子窗下联诗。鸾笺分韵,红袖添香,闺房之乐,甚于画眉。他还见到,妻子对他“薄嗔佯笑”,怨他归来太晚,以为他只一心一意勤于王事,忘记她独守空房。这上片的几句,把少年夫妻久别重聚的神态,写得跃然欲活。
下片说好梦不长,来去匆匆,所望这欢会能到“晓钟敲破”之时,却忽而梦断,令人不胜怅惘。然而,那一晚回家,相聚的时间很短,天亮时又得匆匆离别。于是这一对会少离多的人,尽量俄延,打算等到“晓钟敲破”,没法再拖延下去时才肯分手。到最后,分手时间真的到了,夫妻俩紧紧偎依在一起,情意缠绵,难分难舍,谁知道,那时灯花一闪,随即熄灭,他们也掉进了黑暗的深潭里。下片这几句,感情真切,词人只约略点染了夫妻不肯分离的情景,便表现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深厚。词最后一句, “却对着琉璃火”写得最为精彩。就在灯花一闪的刹那间,征人醒了。原来,在词人眼前的灯,并不是那盏照着夫妻俩在依窗吟和的灯,而是借宿于萧寺里的“琉璃火”。重聚的欢乐,离别的依恋,这一切,原来都是一场春梦。值得注意的是,琉璃佛火,在寂寞的殿堂里闪烁,分外使入感到虚无空幻。午夜梦回,征人对着它回昧着梦里的悲欢离合,此中滋味,真不足为外人道。词中结尾处以空对着孤灯之景戛然而止,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这首词,从梦中重逢写到梦中再别。梦里重逢固然喜出望外,梦中分手,也还掺和着柔情蜜意。然而,作者酣畅地描写客夜梦境的缠绵,却在于表现自己在萧寺的荒凉,表现对妻子的无限思念。梦境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其凄苦之情具有特殊的感染力。
这首词写作者怅恨无依、登临感怀的情状。词的上片以“人生如梦”开篇,感叹自己身如“转烛”“飘蓬”,恍在梦中。既然人生如梦,则不如常在梦中,因为也许只有梦中才能得归故国,重拾旧欢。只可惜“欲寻陈迹”但却满眼物是人非,徒增怅恨而已。心愿难遂,怅恨难消,这一切看来似乎天意,自己只能在这凄苦寂寞的现实中徒唤奈何了。上片三句是句句感慨,字字关情,总把自己的怀想和残酷的现实对照起来写,反差明烈,充分地烘托出作者愁恨难泯、无可奈何的悲痛心情。
词的下片以写景起,即景抒怀。“待怅池台”既是眼前之景,更是心中之境,作者心如“池台”,有“待怅”之思,思之不得,所以有“空逝水”之叹,一个“空”字,道出了作者满怀的寂寞和凄凉。“荫花楼阁”是所见之景,大概也是所怀之梦,一切美好的景色都被夕阳斜照映出满目的惨淡凄伤,这大概也是梦回归国的心中景况。“登临”二字是词眼,一切的感伤也许是“登临”造成的,登高望远,怀思故国,故国已失,怅恨无已,各种各样的忧思、烦懑纷至沓来,于是“泪沾衣”。可是作者这里又用了“不惜”二字,有深意,既写出作者亡国失家后必然的愁苦,也写出作者悔恨自责、宁愿多承受些这锥心之痛的复杂情怀,所以“登临”也许是已“登临”,正“登临”,但恐怕更多是还要“登临”,苦也“登临”之意。作者的复杂心境以一句带之,更婉转凄切,至真至到。
全词前直后曲,直笔如平常白话,曲笔如林间幽径,搭配得当,相得益彰。虽情调稍显低沉,但情意真挚,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