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十八句，按内容分为五节。前十句为一节，写题目中的“水谷夜行”作为全诗的引子。首两句写夜班更深起行的感受。首句鸡声惊起，憨、号、荒这些字给人以荒凉冷落的感觉，“山壁月倒挂”写月将落的景色，生动形象，和首句的荒寒相映成趣。三、四句写早行赶路。五、六句回忆初离京师，时值初夏，而现在已届素秋，强调出行之久。这些都为下文怀念京师作垫。同是写将晓的景色，李商隐的“长河渐落晓星沉”是凄丽，而“高河泻长空，势落九州外”则是气势雄浑，境界开阔。九、十两句写天将拂晓，睡意全消，自然引起下文怀友之念。
“缅怀”二句，诗人由眼前的侵晓夜行想到当日京师的文酒高会，冷落的行旅和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文笔从高会的众宾收缩到诗人所畏爱的苏、梅二人。古人称值得敬佩的朋友为“畏友”。“可畏爱”三字引出下面几节对苏、梅的评论，直贯篇末“双凤凰”的比喻。“篇章”两句总写二人创作之富，声名之高，难分上下。这是总评，为下两节分评起个头。这是第二节。
第三节专论苏舜钦的才气。《庄子·齐物论》说：“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作则万窍怒号。”“万窍号一噫”就是用《庄子》的语意来表现“气尤雄”的程度，说他作诗的气势，犹如大风陡作，万窍皆鸣。苏舜钦又善写草书。“有时”两句暗用张旭（人称张颠）来夸赞苏舜钦的书法，这也是“气尤雄”的注脚。“譬如”两句写其奔放，这是兼诗和草书说的。“盈前”二句主要写其既多且好，但“难拣汰”三字于赞扬中也略有微词。这一节共八句，表现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诗人和草书家的形象，他的酒酣落笔、尽情挥洒的风神令诗人神往。
第四节十二句专写梅尧臣诗风的古淡，和苏舜钦的雄放恰成对照。梅尧臣比欧阳修大五岁，“梅翁”的称呼既亲切又有尊敬的意味。“事清切”的“事”是动词，表示梅尧臣刻意追求“清切”的境界。次句用流水穿过乱石的形象来比喻“清切”，但不是直说，而说成是“石齿漱寒濑”，就更显生动。这里暗用孙楚“漱石枕流”的典故，而不易使人察觉。“作诗”两句写梅尧臣诗的功力之深（相传梅尧臣日写一诗），又表示了诗人对梅尧臣诗的尊崇之意。“文词”四句写作诗之久，老而不衰。一般人年龄一大，才思往往不如年轻时的敏锐，因而诗的功力虽深，清新之感却逊于当年。而梅尧臣却不然，年龄心意虽然老大（其实这时才四十三岁），但文词反而更加清新。这句的“虽”字，有的版本作“难”，那么可以解释为全心全意作诗，不知老之将至（诗人青春长在）。单从这两句看，“难”字意味还长些，但和下面“譬如”两句接不起来，所以把四句合起来，仍以“虽”字为佳，两句因韵脚而倒装。“譬如”两句从“徐娘半老，丰韵犹存”的典故化出。用“妖娆女”作比喻，带有亲切幽默的味道。“近诗”四句写梅尧臣的诗风从清切到古硬，功力愈深，而一般浅人愈难欣赏。用“食橄榄”为喻，非常贴切，写出梅诗耐人细细琢磨才能欣赏的硬工夫，这是下节“古货今难卖”的伏笔。食橄榄这个比喻被后人沿用来说明一种生涩的诗风，如评黄山谷诗等。把这一节十二句和上节八句对比，看出作者用笔的变化。苏舜钦诗的特点是雄放，作者八句也如同一气喷出。梅尧臣诗“古硬”，别人不易理解，所以作者用十二句分三层来写梅诗的特点，先写作诗之久，叙作者为衬，再用比喻说愈老愈清新，最后特别提到“近诗尤古硬”，表明工夫老到，但“真味”必须细嚼得之，不能失此“古货”（古人不管自己怎么创新，总标榜越古越好）。作者的苦心尤在宣扬梅尧臣诗的高超。这两节是该诗的主要部分，又为最后一节的总结准备了条件。
最后一节十二句，分三层，“苏豪”四句为第一层，总结前两节的描写。苏舜钦诗虽容易为人欣赏，但用“徒惊骇”三字，也含有对当时舆论的不满。“二子”六句为第二层，对两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将他们比作“双凤凰”，推崇备至，但“云烟”二句也表现出对他们的遭遇深感不平。“凤凰”既是祥瑞之物，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但刚一施展才能，立即受到摧抑排摈，两句“一”字紧相呼应，以表现当时世人的妒贤嫉能。在此诗写后不久的九月份，苏舜钦就因向朝廷进奏院祠神祭祀费酒而被小人告讦，贬谪而死。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一文里感慨尤深。“安得”二句一方面就“凤凰”的比喻生发，哕哕，本指凤凰的鸣声，这儿即指作诗唱和；另一方面回应篇首“二子可畏爱”的语意。最后两句为第三层，表示相思之情不能已，所以作诗寄问，交代题目中的“寄”字。因为诗人独行无友，风尘仆仆，想到当时京师文酒高会的盛况，想到苏舜钦、梅尧臣的诗才，诗人觉得，这时他们可能把酒吟兴正浓，不知道他的相思之苦，所以得寄诗相问。这样和题目中的夜行及第一节正好呼应。这两句总结全诗，略嫌草率，未能达到神完意足的境界，有点美中不足。
欧阳修在唐代诗人中极为推重韩愈，认为作诗当以韩愈为法。这首五古就是受到了韩愈诗的影响。在诗中写朋友的不同风格，韩愈《醉赠张秘书》说：“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欧阳修此诗就韩愈这种写法开拓得更广阔，把苏舜钦、梅尧臣诗风的特征予以尽情描绘，对社会上对他们的排斥极表不平。诗前的叙事写景简劲利落而语句凝炼，中间的评论形象生动又极富感情。全诗条理脉络清楚紧凑，是欧阳修五古中的一首佳作。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城南、郭北，互文见义，是说城南城北，到处都在进行战争，到处都有流血和死亡。抒写一场激烈的战事，起句刚叙及“战”，便径接以“死”，而对士卒杀敌的悲壮场景，不作一语描述。战争过后，大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成群的乌鸦，“呀呀”地叫着，争啄着这些无人掩埋的战士。面对这样的惨状，谁都不能不惊心动魄。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这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这些惨死的战士大声恸哭；也可以理解为死去的战士为自己请求乌鸦在啄食之前，先为他们悲鸣几声。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两句，通过景物描写，进一步渲染战场荒凉悲惨的气氛。清凉的河水流淌着，茫茫的蒲苇瑟瑟着，似乎在向人们哭诉着战争的灾难。“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突然，一声战马的长嘶，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它身受重伤，已经不中用了，但仍然徘徊在死去的勇士身旁，悲鸣着不肯离去。表面上，是对战场上的景物作客观叙写，但这些景物，却是经过诗人严格挑选了的典型画面，无一不寄托着诗人深沉的感情在内。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这里，不只是对眼前战场的情景进行描述，而是把眼光移向了整个社会：战争不仅驻把无数的兵士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且破坏了整个社会生产，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最后四句，诗人抒发了对死难士卒的哀悼之情。“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子”和“良臣”在这里是同位语，指那些牺牲了的战士。诗人饱含感情，用一个“诚”字，倾吐了自己内心的悲痛。“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感叹战士一去不复返，语句极其沉痛，引起人莫大的悲哀。结尾两句同开头勇士战死遥相呼应，使全诗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这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但诗中运用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歌辞中死人居然说话了，这就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例证。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