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逢酒侣容先醉，柳见诗人眼乘青。
三月光阴半流水，百年身世一浮萍。
啼鹃只管催春去，不道衰翁已怕听。
花逢酒侣容先醉，柳见诗人眼乘青。
三月光阴半流水，百年身世一浮萍。
啼鹃只管催春去，不道衰翁已怕听。
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除了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读遍 《论语》，这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孔圣人最动肝火的一次震怒了？那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说也罢！”
推想起来，宰予这块“朽木”恐怕不光是大白天睡觉，比如说 睡个午觉的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打瞌睡（梦见周 公？）哩。不然的话，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来看，睡个午觉算什 么罪过呢？犯得着孔老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吗？
问题在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我们 的话来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孔 老先生是万万不会苟同我们关于午睡的观点的 。
如此说来，他的震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至于说到“听其言而观其行”，倒正如儒学大师朱熹在《论语 集注》卷三里引胡氏的话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圣人怎么会现在才 知道听其言而观其行呢？也不是真因为宰予就对所有人都抱不信 任态度了。不过是以宰予的事情为例教育大家，要求我们多做少 说，言行一致罢了。” 而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些人说 起比唱起还好听。这段文字说的正是"言"与"行"的关系。
《论语疏证》中引用《韩非子·显学篇》曰：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之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所以，我们不仅要听他怎样说，而且还要擦亮眼睛观察他怎样做啊！
启示
这则寓言故事由卖酒的浅显事物而推论出治国的高深道理，用恶犬、猛狗来比喻那些伤害忠臣、阻挡忠谏的佞臣、权奸，指出正是这些邪恶小人蒙蔽、挟持了君主，使他们听不见治国的良策，亲近不了敬献忠言的贤臣。要得国之昌盛，就要“清君侧”、除恶狗。这便是“狗猛酒酸”的深刻道理。
评价
狗恶与酒酸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但在韩非的笔下，两者竟奇妙而理所当客地发生了关及。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章条理的谨严和严密的逻辑性。
文章开头这样来形容卖酒的店家：“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一连四句排比，句法齐整而且每句都用一个“甚”字，极力渲染出酒店各方面的优点。这与下文酒卖不出去而变酸的结果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下子把矛盾推到读者的眼前。确实，对此不仅店主要百思不解，读者也不免急切地等待下文。作者请长者杨倩来解答，但妙的是他没有正面回答，而反问了一句似乎离题万里的话：“汝狗猛耶?”突兀如奇峰骤起，显出韩文峻削的本色。经过反复推问后，才落到因为狗凶猛咬人造成无人敢来打酒的因果关系。行文曲折而带锋颖，饶有气势，增强了论辩分析中的折服力。
韩非以生活中极普通的事例，深刻地说明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和有道之士之间的关系，道人所不能道，生动、精辟，富于现实意义。在现实生活中，确有许多看上去孤立存在的没有联系的事物，但却直接或间接地互相制约起作用，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便是这则寓言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这首乡情词，描写的农村是一片升平气象，没有矛盾，没有痛苦，有酒有肉，丰衣足食，太理想化了。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江南广大农村局部的安宁是有的，但也很难设想，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幸福、愉快。当然，这不是说辛弃疾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因为他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大限制了他的眼界，对生活的认识不免受到局限。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及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烘托静谧和谐的氛围。“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云雾缭绕，笼罩着生长茂盛、郁郁葱葱的松、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和谐，所以说“从今万事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一“足”字，表达了词人对居住环境、生活的满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是对“万事足”的补充说明，字里行间透露出生活的甜美温馨。从一个侧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肉。下句说山园富有。李白《南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摄取一个情趣盎然的生活镜头直接入词，更使此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既有很强的情节性，又具强烈的行动性、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画家把这场面稍事勾勒、着色，就是一幅生气勃勃的农村风俗画；如果作家用散文把这场面和人物的活动记下来，又可成功为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小品。只是平常的几句话却具绘画的立体美，又具散文的情节美，稼轩运用语言文字功力娴熟，由此也可见一斑。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犁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藉“西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把长竿”，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跑。一个“偷”字，写出了贪嘴孩子的天真童趣和心虚胆怯、唯恐被人发现的神情。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偷梨、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的“闲”情，笔调轻快。一“闲”字，是指在“万事从今足”的心态下，作者觉得“偷梨枣”的儿童顽皮、有趣，展现出作者的悠闲；轻快笔调之中，透露出对当前生活的喜悦之情。一个“看”字，既有观看之意，又有看护之意，表现了诗人对“偷”梨和枣的儿童欣赏、爱护之情。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