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三章内容基本相同，为了协韵，也为了逐层意思有所递进，各章置换了少数几个字眼，这是典型的一唱三叹的《诗经》章法。
“敝笱在梁”作为各章的起兴，意味实在很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捕鱼也需有严密的渔具。鱼篓摆在鱼梁上，本意是要捕鱼，可是篓是如此地敝破，小鱼、大鱼，各种各样的鱼都能轻松自如游过，那形同虚设的“敝笱”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比兴的运用，除了讽刺鲁桓公的无能无用外，也形象地揭示了鲁国礼制、法纪的敝坏，不落俗套而又耐人寻味。另外，“鱼”在《诗经》中常隐射两性关系，“敝笱”对制止鱼儿自由来往无能为力，也是兼指“其子”即文姜的不守礼法。
文姜作为鲁国的国母，地位显赫尊贵，她要回娘家其国探亲，本来也在情理之中。而她却在其国伤风败俗，与其兄乱伦丢丑，自然引起人们的憎恶唾弃。可是，这种厌恶之情，在诗中并未直接表露，而仅仅描写了她出行场面的宏大，随从众多“如云”“如雨”“如水”。写得她风光旖旎，万众瞩目。如果她贤惠，这种描写就有褒扬意味。反之，她就是招摇过市，因而这种风光、排场、声势越描写得铺张扬厉，在读者想像中与她的丑行挂上钩，地位的崇高与行为的卑污立即形成强烈反差，讽刺与揭露也就越加入木三分。从亮色中、光环中揭露大人物的丑恶灵魂，是古今中外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门径。杜甫诗《丽人行》也正承袭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而取得极大成功。
“如云”“如雨”“如水”这三个比喻是递进的因果关系，逐层深入，次序不能颠倒，也可理解为感情抒发的逐步增强。在这盛大随从的描写中，还另具深意。方玉润独具只眼，透过字面看出诗中还有鲁桓公在。不仅文姜有过，鲁桓公疏于防闲，软弱无能，也有相当可“笑”之处。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日，调回京师。一年之间，三迁要职，当上翰林学士。贾讷这时将到作者故乡眉州作官，作者故作诗相送。
这首诗，是作者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