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但这一切并没有明确说出,作者只是写自己写完书信后,将信纸装入信封;又觉得似乎还有许多话尚未说完,似乎还应当补充或修改些什么,于是又把信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但却又不知道该补充什么。因此心潮不定,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从。
“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寒灯欲灭时”,诗人迟疑茫然的神情与一盏光焰摇曳,奄奄欲灭的寒灯相映衬,显得多么空旷、多么沉寂、多么凄清啊!然而更鼓也提醒他,作者的思绪必须从几千里外的江陵收回来了;这封信也必须立即收束封缄了;眼前这种尽管寂寞但却可以自由地驰骋自己对朋友思念之情的环境气氛,也马上就要消失了;那个被权势、被名利扭曲了的社会马上就要复苏起来、活跃起来了。这些不由地又使诗人的心头涌上一层漠漠的焦躁与哀愁。
这些都是我们的分析与推测,诗中并没有明说,实际上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还要远比读者所说的这些更深沉、更微妙。白居易的诗有许多因为直白而被人批评指责,而这首《禁中夜作书与元九》却是异常含蓄的。作者只给读者描绘了一种环境气氛,一种饱含感情的生动形象。至于这个形象在想什么,诗人根本没有说,一切都在不言中。而这种“不言”,却恰恰是作者在《琵琶行》中所说的“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此诗首二句言祭祀之穿戴。穿的是丝衣,戴的是爵弁。丝衣一般称作纯衣,《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韎韐。”郑玄注:“纯衣,丝衣也。”弁即爵弁,“其色赤而微黑”(《仪礼·士冠礼》郑玄注),与白色的丝衣配合,成为祭祀的专用服饰。《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绖缁衣。”《毛诗序》可能就是根据这两句诗而断定此篇与祭祀有关。“俅俅”毛传训为“恭顺貌”,而《说文解字》曰:“俅,冠饰貌。”《尔雅》亦曰:“俅俅,服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上文紑为衣貌,则俅俅宜从《尔雅》、《说文》训为冠服貌矣。”马瑞辰的意思是首句的“紑”既为丝衣的修饰语,则二句的“俅俅”与之相应当为弁的修饰语,故训为冠饰貌,而不训恭顺貌。
三、四句言祭祀之准备。“自堂徂基”点明祭祀场所。“基”通“畿”,指庙门内。这个地方又称作“祊”(崩)。《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郑玄注:“祊祭,明日之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王禘》:“求之或于室,或于祊也。于室者,正祭;于祊,绎祭。”这是正祭与绎祭区别之所在。《毛诗序》或许就是据此推断此篇是“绎”。羊、牛是用作祭祀的牺牲。
五、六句言祭祀之器具。鼎是古代的炊具,又是祭祀时盛熟牲的器具。此处无疑用作后者。鼐和鼒其实也是鼎,只是大小不同。鼐最大,用以盛牛,《说文解字》:“鼐,鼎之绝大者。”段玉裁注:“绝大谓函牛之鼎也。”鼎次之,用以盛羊,鼒最小,用以盛豕。陈奂《诗毛氏传疏》曰:“上句‘堂’‘基’‘羊’‘牛’以内外小大作俪耦,至本句变文。”也就是说,由上句的从小及大,变为此句的从大及小。“兕觥”又称爵,《诗毛氏传疏》:“兕觥为献酬宾客之爵,绎祭行旅酬(祭礼完毕后众人聚在一起宴饮称为‘旅酬’),故设兕觥焉。”
最后三句言祭后宴饮,也就是“旅酬”。这里突出的是宴饮时的气氛,不吵不闹,合乎礼仪。《小雅·桑扈》最后一章:“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通‘匪’)交(儌)匪敖,万福来求(聚)。”与这三句正可互相印证。
这首诗题为“齐宫词”,却兼咏齐、梁两代,此诗从一个横断面描述并剖析了六朝时齐的亡国过程,并将议论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叙事之中。全诗语言简洁凝练,又充满韵味。
首先前两句“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写南齐亡国的史实。昔时齐废帝生活奢靡无度,而后梁武帝萧衍带兵入城,不久齐便城破人亡。在实际中,这些事件时间跨度很大,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但诗人单刀直入,截取横断面,从兵来国亡之夜着笔,将“永寿”、“金莲”等情事不露痕迹地融化在里面,不仅简炼紧凑地交代了南齐的覆亡,不仅刻画出了废帝死前茫然不觉、纵情享乐的荒淫昏聩,而且透露出亡国前的种种奢淫情况。由此却可窥见南齐亡国的原因、过程和历史教训。
这种集中概括的写法颇像戏剧作品把场景限制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构成具有尖锐戏剧冲突的场面,通过幕前交代幕后一样。将“含德殿”改为“永寿殿”,将夜开宫门改为“夜不扃”,这种细节上的改动,同样出于集中、强烈地反映生活的需要。废帝国亡身死,是以“金莲无复印中庭”这种富于暗示性的咏叹之笔轻轻带出。“无复”一语,似讽似慨,寓讽于慨。
后两句“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转写梁台歌管。梁台实即不久前齐废与潘妃荒淫享乐的齐宫,不过宫殿易主而已。“歌管三更”与“夜不扃”、“犹自”与“无复”呼应。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不同的角色上演相同的故事。诗人既没有对梁台歌管作正面描写,更不诉诸平板的叙述议论,而是抓住“九子铃”这一细小事物加以巧妙的暗示。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这在废帝的荒淫生活中虽只是小插曲,却颇具典型意义。诗人特意让九子铃出现在“梁台歌管三更罢”之时,不仅串贯了齐、梁两代,而且让它发挥丰富的暗示作用。以静托喧,暗示梁台歌管的喧闹。诗人虚点“梁台歌管”,实写歌管声歇”后寂静中传来的“风摇九子铃”的声响,巧妙地暗示出不久前的喧闹。因为在喧天的歌管声中是听不到铃声的。
“九子铃”是齐废帝奢淫、荒唐行为的突出表现,这个亡齐遗物出现在梁宫歌管声中,暗示了梁宫新主继承的是亡齐旧衣钵,“犹自”一语,点明此意。诗人以已经闭幕的一出衬托正在串演的一出,暗示梁台的必然崩溃。“九子铃”不仅是齐废帝荒淫生活的见证,也是其亡国殒身的见证。和荒淫亡国联结在一起的九子铃,对于歌管依旧的新朝来说,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歌管既然依旧,“永寿兵来夜不扃”的一幕,“金莲无复印中庭”的结局也必然重演。由此可见这首诗的构思新颖精巧,表现含蓄蕴藉,其暗示的手法用得很成功。
全诗看来,可知作者的微意似乎不止于此。如果仅仅是以古鉴今,向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一个荒淫亡国的历史教训,专写齐事即可达到目的,不必兼写齐梁,作者借同一齐宫串演齐梁两代统治者肆意荒淫的丑剧,特别是借九子铃着重揭露梁台新主重蹈亡齐旧辙,无视历史教训,其真正用意似乎是要通过“亡国败君相继”的历史现象显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揭露的规律正是杜牧《阿房宫赋》的结尾所说的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李商隐暗寓在艺术形象中没有明白说出的旨意,杜牧恰像代他作了痛快淋漓的表达。前人之声而后人漠视,重蹈覆辙也是必然的了,这便是李商隐含蓄地揭露的历史潮流和规律。
值得提出的是,整首诗中尽管表面上未有一处作议论,实际上却处处在议论,只不过诗人的议论已完全融化在诗的叙写与慨叹之中,因此议论便显得不着痕迹。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此诗的高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