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是一首揭露统治者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诗歌。此诗的前十二句记叙老翁悲惨遭遇。共分三层。一层讲述老翁的悲惨身世。第二层写老翁被迫逃亡的原因。第三层写老翁流离他乡的辛苦。最后四句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更是质朴的呐喊,是为民请命的正义的呼声。这首诗用语平实质朴,就艺术技巧而言,这首诗较杜甫的《兵车行》更为平实,它没有多少场景和人物外貌的描写、气氛的烘托和渲染以及声韵上的错综变化,它靠的只是质朴动人,真诚感人,而这恰恰是一种新鲜的风格。
此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叙述老翁的悲惨遭遇。
首四句为第一层,首句言其住地,以采樵负薪为生。次句“北望”,言其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生出无限乡愁。接二句言老翁有三子,其中两个已战死沙场,何其凄惨。何其悲痛。次四句为第二层,言老翁第三子初成人,又面临被抓丁的威胁。一个“又”字,见出征兵抽丁的频繁,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老翁决定逃亡。“定知”“不及”二句意谓:守土分离,是死;逃往他乡,也是死。与其别离而死,不如死在一处。这平淡自言,更见其悲痛之极也。再接四句为第三层,叙其流落异乡的辛苦。其苦有三:一是抛弃了家园田宅,二是孤独地离开故土,三是在异乡劳作辛苦。人生本来是求子多福,二子均战死,第三子又遭威胁,一点福都谈不上了。此层叙语惨恻,令人酸楚,一个老实忠厚驯良的老翁形象如在眼前。当你见到这垂暮老人含泪吞声、北望乡关时,不禁会哀怜而愤然。
最后四句为第二部分,似写老翁所抱的幻想和希望,又像是诗人宽慰老翁的话。“尊武臣”“静胡尘”,似乎战争真要结束了。然而,前此接连不断的战争,绝不是因为武臣未尊、军力不强。这里暗暗指责朝廷开边的国策,正如杜甫所言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此二句正是正中蕴含反义、希望中暗示着失望。《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还是“止戈为武”为好。故结二句诗人禁不住疾呼:“安边自合有长策,何必流离中国人。”这呐喊,这呼吁,虽未能唤醒沉醉黩武的玄宗,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声声回响。此诗是一首具有“人民性”价值的作品,用语平实、质朴、真诚,风格新鲜,十分感人。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 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
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
下片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词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夜阑风静縠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道出了东坡词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是恰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
关于路六侍御的生平,详不可考,从诗的开头一句看,是杜甫儿时旧友。作此诗时,杜甫五十一岁,四十年前,他们都在十岁左右,正是竹马童年。诗人用“童稚情亲四十年”完满地表现出童年伙伴那种特有的亲切的感情。“四十年”,在这里不仅点明分别的时间,更主要的是表明童年时代的友情,并不随着四十年漫长岁月的迁流而归于淡忘。正因为如此,下句说,“中间消息两茫然”。在兵戈满地,流离转徙的动乱年代里,朋友间失去联系,想知道他的消息而又无从问讯,故有“茫然”之感。而这种心情,彼此间是相同的,所以说“两茫然”。一别四十年,时间是这样的久,没能想到会有重新相见的一天。所以说“忽漫相逢”。他乡遇故知,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然而同样没有想到,久别重逢,乍逢又别;当故交叙旧之日,即离筵饯别之时。“忽漫相逢是别筵”,在“相逢”和“别筵”之间着一“是”字,使会合的欢娱,立即转化为别离的愁思。笔力千钧,直透纸背。
从过去到重逢,聚散离合是这样的迷离莫测;从分别悬想将来,诗人把感慨集中地写在“更为后会知何地”这句话里。这是全诗的主脑。它包涵有下列两重意思:路六侍御这次离开梓州,回到长安去做官,勾起了杜甫满腹心事。他设想:“倘若今后能和路六再度相见,这地点又将在哪里?自己能不能够也被召还朝廷?”回答是不可知的。从他自身蹭蹬坎坷的生活历程,从这次和路六的聚散离合,诗人懂得了乱世人生,有如飘蓬泛梗,一切都无从说起。这是就空间而言的。从时间方面来说,过去的分别,一别就是四十年;别时彼此都在童年,相见时俱入老境。人生苦短,“更为后会”,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诗人没有直说后会无期,而是以诘问语发出咏叹,体现出他的向往之切、感慨之深。
前四句写送别之情,诗人由“过去”想到“现在”,再由“现在”想到“未来”,它本身有个时间的层次。诗从“童稚情亲”依次写来,写到四十年来,“中间消息两茫然”,不接着写相逢和送别,而突然插入“更为后会知何地”。表明看,恍如天外奇峰,劈空飞来。但实际上,“更为后会”,就已逆摄了下文的“忽漫相逢”。因为没有眼前的“忽漫相逢”,诗人是不可能想到将来的“更为后会”的。这句对上句来说,是突接。由于这样的突接,所以能掀起波澜,把诗人感伤离乱的情怀,表现得沉郁苍凉,百端交集。就下文来说,这是在一联之内的逆挽,也就是颠倒其次序,用上句带动下句。由于这样的逆挽,所以能化板滞为飞动,使得全诗神完气足,精彩四溢。如果没有诗人思想情感上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在诗歌艺术上深湛的造诣,也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诗的后四句写景,另起了一个头,颈联和颔联似乎毫无相干。其实,这景物描写,全是从上文的“别筵”生发出来的。尾联结句“触忤愁人到酒边”的“酒”,正是“别筵”饯别之酒:“酒边”的“剑南春色”,也就是诗人“别筵”的眼前风光。“桃红似锦”,“絮白于棉”,这风光是明艳的,而诗偏说是“不分”,“生憎”,恼怒春色“无赖”,是因为它“触忤”了“愁人”;而它之所以“触忤愁人”,则是由于后会无期,离怀难遣,对景伤情的缘故。颈联中的“不分”和“生憎”,恰恰成为绾合上半篇和下半篇的纽带,把情景融为不可分割的完美的诗的整体。全诗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一气运转,跌宕起伏;而诗句的措辞,脉络的贯通,则又丝丝入扣,在宏大中体现了精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