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首词写的是杭州的游赏之乐,但并非写全杭州或全西湖,而是写宋时杭州名胜十三楼。然而,此词虽以写十三楼为中心,却也没有将这一名胜的风物作细致的刻画,而是运用写意的笔法,着意描绘听歌、饮酒等雅兴豪举,烘托出一种与自然同化的精神境界,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愉悦之感;同时,对比手法的运用也为此词增色不少,词中十三楼的美色就是通过与竹西亭的对比而突现出来的,省去了很多笔墨,却增添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此外,移情手法的运用也不可小看。作者利用眉峰与远山、目光与水波的相似,赋予远山和水波以人的感情,创造出“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的迷人的艺术佳境。晚云为歌声而留步,自然也是一种移情,耐人品味。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是说作者与同伴面对旖旎的湖光山色,尽情听歌,开怀痛饮。歌女眉头黛色浓聚,就象远处苍翠的山峦;醉后眼波流动,就象湖中的滟滟水波。接着补叙一笔:“游人都上十三楼。”意即凡是来游西湖的人,没有不上十三楼的,此一动人场面就出现在十三楼上。为了写出十三楼的观览之胜,作者将古扬州的竹西亭拿来比衬:“不羡竹西歌人古扬州。”这里说只要一上十三楼,就不会再羡慕古代扬州的竹西亭了,意即十三楼并不比竹西亭逊色。据《舆地纪胜》记载:“扬州竹西亭在北门外五里”,得名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的“谁知竹西路,歌人是扬州”。竹西亭为唐时名胜,向为游人羡慕。
过片以后,极写自己和同伴于此间的游赏之乐。“菰黍连昌歜”,“菰黍”即粽子。“昌歜”为宋代一种食品。句意为他们宴会上食用的食品,材料普通而精致味美。“琼彝倒玉舟”,“彝”为贮酒器皿,“玉舟”即酒杯,句意为漂亮的酒壶,不断地往杯中倒酒。综上二句,意在表明他们游赏的目的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作烹龙炮凤的盛宴,而是贪恋湖山之美,追求精神上的愉快和满足。最后则以描写清歌曼唱满湖山作结:“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水调,相传为隋炀帝于汴渠开掘成功后所自制,唐时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水调歌头即裁截其歌头,另倚新声。此二句化用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但更富声情。意思是不知谁家唱起了水调一曲,歌喉宛转,音调悠扬,情满湖山,最后飘绕着近处的碧山而去,而傍晚的云彩却不肯流动,仿佛是被歌声所吸引而留步。
此曲抒炽热的离别之情和乡关之思,步步有情,景物含情,直率自然。运用隔离反复的修辞手法,别具韵致。
“东边路西边路南边路,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作品突兀而出的这两句看似无端,却交代了丰富的内容。它尽管没有主语,不见动词,但读者不难在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个风尘仆仆的远行人,龋蹈独行,经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岔口,迎来了一处又一处的荒骚,走不完的路途,遣不散的疲倦。一前一句固然是写途中所见的路径纵横,却通过不同朝向的“路”的反复,同时也隐含着目的地的茫然感。后一句虽未说明“五里铺”、“七里铺”等地名的具体景象,却通过数字的变化反映了途程的漫长辽远,且从“铺”字的提示中,衬现出远行人得不到休憩之所、无家可归的悲哀。三字词组以大同小异的形式迭现,不仅没有重复拖沓之感,反而传神地写出了旅人的长途跋涉,甚而使人感觉到步履的沉重。“行间字里皆文章”,不能不叹服作者构思的巧妙。
三、四两句,进一步将旅人的“山行”具体化。“行一步盼一步懒一步”,三个“一步”合起来其实只移行了一步路,这与上句“五里”、“七里”、“十里”的数字对映,见出了旅程的举步维艰,令人触目惊心。“行”、“盼”、“懒”三个动词的交叠,更刻画出旅人瞻前顾后、步态踌珊的形象。明明是他强抑着旅愁和困乏,拖动步子耽搁了行程,作者却在“天也暮日也暮云也暮”前加上“霎时间”三字,仿佛暮色的来临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将倦行的主人公猛然惊觉时光不早的惊疑和焦虑,逼真地表现出来了。
懊恼曲,亦作《懊侬曲》、《懊恼歌》。据《古今乐录》云:“《懊恼歌》者,晋石崇为绿珠所作。”《懊恼曲》即其变曲。《南齐书·王敬则传》:“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前四句借反面例子发端,含有明显的怨情。其后四句情绪发生转折,表达了女主人公仍相信人间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后八句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凄惨的爱情故事证明人间确有至死不渝的爱情,而这正是女主人公所希望得到的。诗的最后四句写的沉郁感人,悠悠的楚水映衬千年的野土,拉开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给后人以足够的想象空间。在神驰古人爱情故事的同时又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怀恋之情。由满平野的“恨紫愁红”则可见同情焦仲卿和刘氏的人、物极多,甚至连泥瓦匠都不忍化作尘土的这对伉俪分开,就是烧瓦也要让他们成双成对,永不分离。最后二句写的颇有新意,在沉郁中又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三秋庭绿尽迎霜,惟有荷花守红死。”这一联运用象征隐喻手法,借物写人。九月深秋时节,庭院葱绿的草木无不迎霜变色;惟有水上荷花,虽也叶枯蕊蔫,粉英凋零,却至死犹不改其红。诗句中一贬一褒,感情强烈;一绿一红,色彩对比鲜明,可谓瑰丽奇崛,凄艳动人。“守红死”的荷花,被诗人赋予了带有悲剧美的崇高人格,她同那些迎霜变色的绿草相对照,更显得坚贞不渝,光彩照人。以荷花至死犹红的意象喻指历代那些美丽多情,气节凛然的妇女,是诗人的独创。
杜甫、王维、岑参三首和《早朝大明宫》,其艺术成就都超过了贾至的原作。在诸和诗之中,杜甫的和诗以其格律谨严而著称,王维的和诗以其气象阔大而驰名,至于岑参的这首和诗,则以其押韵奇险、属对精工与用语之典丽而深获历代论者之盛誉。
诗一开头,先由作者在早、朝途中的所见所闻写起。这两句是说,诗人早朝上路之时,听见雄鸡正在报晓,看到东方刚微露曙光,觉得天气仍有些凉意;时值暮春三月,流莺百啭,在这京都之内不时可闻其鸣。首句写“鸡鸣”、“曙光”,交待早朝上路的时间,点题巧妙而又自然。在时间概念上也比贾至原诗首句“银烛朝天紫陌长”的笼统交待显得确切。次句写“莺啭”、“春色”,描绘京城暮春时节清晨的景色,呼应贾至原诗第二句“禁城春色晓苍苍”的写景。两相比较,贾诗所写之春景比较模糊,形象不鲜明,“春色晓苍苍”,艺术感染力实际上并很不强。究其原因,即在于拂晓之时天色尚暗,描写此时景物仅仅诉诸于视觉印象,其难度较大。岑参深谙其中奥秘,故其诗首联写景时,既写其所见之“曙光”、“春色”,又写其所闻之“鸡鸣”、“莺啭”,甚至写到其身心所感觉之“寒”,准确地抓住了暮春时节清晨之时景物和气候的特点,从视觉、听觉、感觉等不同角度进行描写,艺术感染力自然就强了不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春仙仗拥千官”,与王维和诗的颔联一样,岑诗颔联联写的也是早朝时的场面:伴随着金銮殿里传出的朝钟声,一扇扇宫门依次而开;在汉自玉台春两侧排列着皇家的仪仗,文武百官们按部而朝见皇帝。“金阙”、“玉春”,其辞藻富丽堂皇,正适合表现皇宫的金璧辉煌和雕栏玉砌。以“金”对“玉”,以“万”,对“千”,其对仗典雅精工,又与早朝时庄严整肃之朝仪相谐。因此若论气象之阔大,岑诗此联诚逊于王诗,若沦辞藻之富丽与对仗之精工,则岑诗又在王诗之上。
岑诗的颈联颇得后世论者之青睐,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其著《诚斋诗话》中论及贾至等人的这组早朝大明宫唱和诗时曾说:“和此诗者,岑诗云‘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在杜甫、王维均参与唱和的情况下,岑诗此联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是不容易的。此联的佳处即在于它既写了早朝的场面又抓住了时间早这一特点,既呼应贾至的原作又表现出岑诗的语言特色:鲜花迎接饰有佩剑的官员,柳条轻拂仪仗的旗帜,此时晓星方落,露犹未干。作为一首早朝诗,应处理好“早”与“朝”之关系,即在空问上应围绕朝见之场面来写,在时间上又要体现出一个“早”字。贾、杜、王三人的唱和诗,均以首联写早朝之时间,以中二联写一早朝之场面,唯岑诗此联能将“花迎剑佩”、“柳拂族旗”之场面与“星初落”、“露未干”之时辰融为一体,以一联表现了他人需两联才能交待清楚的内容。作为一首和诗,岑诗此联的景物描写又与贾至原诗互为呼应,进一步充实了对春色的描写。不过贾至的原作中,写景与朝见结合得不紧密,结果出现了首二联写景,颈联写朝见,尾联倡和的格局,对于一首早朝诗来说,其中心不突出,显得本末倒置。因此,王维在和其诗时,以中二联写朝见场面,突出了重点。但王诗也有不足,即忽视了贾至原作中的春色描写,与之呼应不紧。观王诗,竟通篇于春色未着一字,反倒用了不少笔墨不厌其详地一再写君臣之服饰,首联已云“翠云裘”,颈联又写“衮龙”,颔联则先写“衣冠”,又继以“冕旒”,语意颇嫌重复,而不腾出笔墨来呼应一下贾诗中之春色。前人对此有“衣冠冕旒,句中字面复见”之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虽说王诗成就很高,此等不足毕竟是瑕不掩瑜,但相比之下,总是不如岑诗之唱和得体、一呼应紧密而又能避免其中心不突出之缺陷。最后,此联之语言亦颇能体现岑诗之特色。纵观贾、杜、王三诗之颈联,均有御炉香烟等字样,可见在早朝诗中写香烟之类已成司空见惯之例。岑参显然不满足于此等俗套,故全诗无一语道及御炉香烟而于此联写出了“剑”、“旗”、“星”、“露”等较之其他三作显得很新奇的景语。所谓边塞诗人与宫廷诗人之别,于此大概亦可略见一斑。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诗的结尾,响应贾至的倡议:唯有身居凤池的中书省贾舍人,你这一曲高雅的阳春自雪和起来实在困难。说和诗难,倒不仅仅是出于对贾至的恭维,或是表现自己的谦逊,这“难”字确实流露出岑参内心的真实感受。一同和诗的王维、杜甫,都是久负盛名的大诗人,与之同和一诗确实不易。王维久任朝官,写起宫廷唱和诗来简直是轻车熟路;杜甫做诗刻苦,语不惊人死不休,又尤长于律诗。诗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诗敌,同和一诗实寓有一较短长之意,因此在这场高水平的竞赛中若无高超的手段是根本不可能争先的。后人在评价这组唱和诗时多以岑参此诗为最佳,其致胜之诀不外乎下列三点:
其一曰“押韵奇险”。写宫廷诗,古人多以富丽之辞藻充做韵脚,如贾诗之“御炉香”、“侍君王”、杜诗之“醉仙桃”、“有凤毛”、王诗之“拜冕旒”、“衮龙浮”等,均是其例。岑参不排斥富丽之辞藻,但更偏爱奇丽之辞藻,体现在此诗之韵脚上,便是“曙光寒”、“春色阑”、“和皆难”、“露未干”等出乎人们意料的辞藻与奇特的押韵。在宫廷诗中,“寒”、“阑”、“干’、“难”等韵脚是不大有人问津的,更不用说以之作为早朝诗的韵脚了,这些词汇,通常是用以表现衰残之景的,将它们写入早朝诗中而不减损富丽堂皇之气,需要有高超的写作技巧。稍一不慎,便成败笔,在前人看来这简直是在走独木桥,故称这些韵脚为险韵。正是在这种他人通常不敢尝试之处,岑参成功地进行了尝试,收到了后世公认的奇特的艺术效果。具体说来,“寒”通常会引起人们的蜷曲畏缩之感,但岑诗的“鸡鸣紫陌曙光寒”给人的感觉便全然不同,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即将让位于光明,那鸡鸣令人振奋,那曙光令人憧憬,那暮春清晨的微寒令人惬意。奇妙的艺术效果的取得就在于诗人在以“寒”为韵脚时恰当地进行了搭配,这一点在“阑”、“干”、“难”等韵脚上同样得到了体现。“阑”本用于几写残景,但诗人配之以“春色”、配之以“莺啭”,效果便截然相反。春阑不同于秋阑,花虽疏而叶更茂,红虽瘦而绿益肥,加之以流莺百咐,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其他如,’干”、“难”等韵脚,均各有妙用。在美学领域中,也处处存在着辨证法。岑诗中这几个韵脚,押得虽险而丽,虽丽又奇,颇能体现岑诗尚奇丽之特点。
其二曰“对仗精工”。对于律诗来讲,中二联对仗即已足矣,岑诗多用一联对仗,意在与早朝时那种左右分班、文武对列的朝仪相协调一致,以诗歌形式上的工整表现诗歌内容即早朝场面的严整。另外前人已经指出,此诗首联以“紫”对“皇”,极为典丽,岑参此诗对仗之精于此亦可见一斑。在这四首唱和诗中,论对仗之精工典丽,唯杜诗可与岑参此诗相敌。
其三曰“辞藻典丽堂皇”。岑参虽尚奇丽,但并不排斥典丽堂皇之语。在岑参此诗中,虽然有若于奇险之韵脚,但也有不少典丽堂皇之造语,其例如“紫陌”、“皇州”、“金阙”、“玉春”等,绝不亚于其他三诗。早朝诗毕竟要写宫廷气象,若一味追求奇险就有可能破坏诗中画面的和谐。岑诗虽押险韵而未过份,又用了若干典丽堂皇之辞藻表现宫廷气象,恰到好处地取得了平衡。其诗虽奇而又未离格,达到了奇不离正,正中有奇,得心应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