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组诗载于《全唐诗》卷七百一十七。“己亥岁”这个醒目的诗题,就点明了诗中所写的是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实。
安史之乱后,战争先在河北,后来蔓延入中原。到唐末又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唐王朝进行穷凶极恶的镇压,大江以南也都成了战场。这就是所谓“泽国江山入战图”。诗句不直说战乱殃及江汉流域(泽国),而只说这一片河山都已绘入战图,表达委婉曲折,让读者通过一幅“战图”,想象到兵荒马乱、铁和血的现实,这是诗人运用形象思维的一个成功例子。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这两句首先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征伐不断,民不聊生的乱世图。首句中的“泽国”,即指江汉流域。这一句说汉江流域都被画入了作战图,言外之意就是说战火已经从大江以北蔓延到了大江以南。由此,一个到处打仗的乱世就被形象地描绘出来了,然而表达上却含蓄委婉。次句通过刻画乱世中百姓的普遍心理,反映他们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的情形。“樵”指打柴,“苏”则为割草。在和平的年代,这本是两种极为艰辛的生计,根本谈不上什么快乐。但是如今,它们却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眼下这样的乱世,能给以打柴,割草平安地活着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然而即便是这一卑微、渺小的要求,对于百姓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当真要让闻着落泪,见者伤心了。这一句只七个字,描述的事情也极为简单,但是语意却几度转折,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写作功力。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封侯”之事,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公元879年(乾符六年,即“己亥岁”)镇海节度使高骈就以在淮南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功绩”,受到封赏,无非“功在杀人多”而已。令人闻之发指,言之齿冷。无怪诗人闭目摇手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了。一个“凭”字,意在“请”与“求”之间,语调比言“请”更软,意谓:行行好吧,可别提封侯的话啦。词苦声酸,全由此一字推敲得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更是一篇之警策。它词约而义丰。与“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张蠙《吊万人冢》)之句相比,字数减半而意味倍添。它不仅同样含有“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刘商《行营即事》)的现实内容;还更多一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李白《战城南》)的意味,即言将军封侯是用士卒牺牲的高昂代价换取的。其次,一句之中运用了强烈对比手法:“一”与“万”、“荣”与“枯”的对照,令人触目惊心。“骨”字极形象骇目。这里的对比手法和“骨”字的运用,都很接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惊人之句。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封建社会历史的本质,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前三句只用意三分,词气委婉,而此句十分刻意,掷地有声,相形之下更觉字字千钧。
这组诗以干支为题,以示纪实,明确表明了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全诗概况地写出了战争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浩劫,以冷峻深邃的目光洞穿千百年来封建战争的实质,写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这是一首借写夜季之景,寄托词人归隐而去的愿望之作。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三高”,以抒发追思先贤的幽情。“挽住风前柳,问鸱夷当日扁舟,近曾来否?”表达追怀范蠡之情。笔姿潇洒,落响不凡。一下子便将读者带入了追忆住昔的艺术境界。词人以“风前挽柳”发问,构思奇特;而所问之事,则为当年鸱夷子的扁舟。接着以“月落潮生无限事,零落茶烟未久。”这两句是词人在缅怀唐代文学家陆龟蒙,抓住了其嗜茗的典型细节,突现出其隐居生活的无限情趣。“谩留得莼鲈依旧。”引用的是张翰因秋风起思念故乡莼羹鲈脍的故事,追忆当年弃官归隐的贤士张翰。张翰的情怀,已成往迹,此时只有莼菜鲈鱼,依然留味人间。词人不禁再次感慨发问:“可是功名从来误,抚荒祠、谁继风流后?”词人身处野草荒芜的古寺,思及古人前贤的功名之事,不禁感慨万千。
词的下片着重写钓雪亭边夜雪的情景,进而表明自己如前贤一样隐居垂钓的心愿。“江涵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云起,夜窗如昼。”这三句先点季节,次写雪飞,再写雪景,笔调秀丽。思澈神清,绘景如画,接着以“万里乾坤清绝处,付与渔翁钓叟。又恰是、题诗时候。”三句引发赞叹之情。这江山夜雪,万里乾坤,霎时成为琼瑶世界。可是这清绝人寰的胜景,又有谁来欣赏呢?看来只能“付与渔翁钓叟”了。这时,只有他们是天地间真正的主人。除此以外,对于词人来说,也是最好不过的题诗的时候。词人思量至此,不觉逸兴顿生,“猛拍阑干呼鸥鹭,道他年、我亦垂纶手。飞过我,共樽酒。”表明词人此时内心全为清景所陶醉,也表达了对“三高”的高度崇敬的心情。这里所呼唤的鸥鹭,虚实结合,言明心志。言其为虚指,是即使有,它们未必能懂得人的心意。说是实指,古时誓志高隐的人,都惯于和鸥鹭结盟为友,因此志同道合有意隐居于江湖的人士,可以称为鸥盟,词人是和友人赵子野等同来的,称他们为同盟的鸥鹭,也是非常切合的。
在词的上片,词人纵情歌赞三高的高风亮节,以实写虚,先拓开境界。而以“抚荒祠谁继风流后”一句,为下片即景抒怀歌咏钓雪亭这一主题,奠定了根基。上片所咏,只是“山雨欲来”之前的衬笔。下片写钓雪亭上所见的江天夜雪的清景,以及词人和友人在观赏此景之后,对渔翁钓叟的艳羡,对水边鸥鹭的深情呼唤,对自己他年有志垂纶的衷心誓愿,才是这首词的主体。这首词有意在笔先、一唱三叹、情景交融、神余言外之妙。除此之外,意境清新、优美,语言隽丽,表现出词人清俊潇洒的风格,是一首成功之作。
这首《江南春》,千百年来素负盛誉。诗中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而且还再现了江南烟雨蒙蒙的楼台景色,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别有一番情趣。迷人的江南,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这首诗四句均为景语,有众多意象和景物,有植物有动物,有声有色,景物也有远近之分,动静结合,各具特色。全诗以轻快的文字,极具概括性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而又有气魄的江南春画卷,呈现出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出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千百年来素负盛誉。
首句“千里莺啼绿映红”。诗一开头,诗人放开视野,由眼前春景而想象到整个江南大地。千里江南,到处莺歌燕舞,桃红柳绿,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写作上,诗人首先运用了映衬的手法,把“红花”与“绿叶”搭配,并用一个“映”字,从视角上突出了“江南春”万紫千红的景象。同时,诗人也从声音的角度,通过听觉,表现出江南春天莺歌燕舞的热闹场面。诗句中的“千里”下得很妙,也很分量,不但空间上扩大诗歌的审美境界,而且为后面的描写奠定了基础。
第二句“水村山郭酒旗风”。“山郭”山城。指修建在山麓的城池。“酒旗”指古代酒店外面挂的幌子。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在临水的村庄,依山的城郭,到处都有迎风招展的酒旗。这里,诗人运用了列锦的修辞手法,描写了进入眼帘的物象——水村、山郭、酒旗。这几个物象由大到小,不但表现出一定空间位置,突出了“村”和“郭”依山傍水的江南独有的建筑特色。特别是一个“风”字,不但增添了诗歌的动态感,而且更好地突出了“酒旗”,从而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底蕴,人文气息。
第三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指东晋以后隋代以前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南朝。“四百八十寺”是形容佛寺很多。因为那时,南朝佛教非常盛行,寺庙也建得很多。这句意思是说,南朝遗留下了四百八十多座古寺。这里,诗人在“水村山郭酒旗风”上一转,视线集中在“寺庙”上,想象空间拉大,思维回溯到“南朝”,这样,既增强了诗歌历史文化意蕴,又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境界。同时,诗人用“寺”代指佛教,并用“四百八十”这个虚数来修饰,不但使诗歌富于形象感,也照应着首句中的“千里”,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南朝时代佛教盛行的状况,并为后面结句中的抒情奠定基础。
第四句“多少楼台烟雨中”。“烟雨”即如烟般的蒙蒙细雨。这句的意思就是说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这里,诗人不用“寺”,而又改换成了“楼台”,这不仅是为了避免用词重复,更主要的是适应“烟雨”这样的环境。在这里,诗人通过虚实结合,有眼前而历史,内心无比感慨——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朝代的更替也是必然的。这里,诗人以审美的眼光,欣赏着江南春的自然美景;诗人以深邃的思维,穿过时空,感悟历史文化的审美意义。
杜牧特别擅长于在寥寥四句二十八字中,描绘一幅幅绚丽动人的图画,呈现一种深邃幽美的意境,表达一缕缕含蓄深蕴的情思,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的启迪。《江南春》反映了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审美是超越时空的、淡泊洒脱的、有着儒释道与禅宗“顿悟”的思想,而它们所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赏析分歧
关于《江南春》绝句的主旨,有没有借古讽今是分歧较大的地方。
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讽刺说”,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因之末二句是讽刺。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加重社会危机。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审美之中不乏讽刺,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
有的研究者不以为然。他们只是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杜牧反对佛教,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他在宣州,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还和僧人交过朋友。著名的诗句,象“九华山路云遮寺,青弋江边柳拂桥”,“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