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晏几道由于“不受世之轻重”,“遂陆沉下位,无效国之机缘,只好流连歌酒而自遣,成为古之伤心人。” 他的词作,大多工于言情,颇得后人称颂。其词惆怅感伤的基调、超乎寻常的艺术技巧,具有永不消退的艺术魅力,即以此词而论,就颇能打动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昔日欢情易逝,当日幽怀难抒,来日重逢无期,往复低徊,沉郁悲凉,都在这首抒写离情别绪的怀旧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开篇忆昔,写往日醉别西楼,醒后却浑然不记。这似乎是追忆往日某一幕具体的醉别,又像是泛指所有的前欢旧梦,实虚莫辨,笔意殊妙。二、三句用春梦、秋云作比喻,抒发聚散离合不常之感。春梦旖旎温馨而虚幻短暂,秋云高洁明净而缥缈易逝,用它们来象征美好而不久长的情事,最为真切形象而动人遐想。
“聚散”偏义于“散”,与上句“醉别”相应,再缀以“真容易”三字,好景轻易便散的感慨便显得非常强烈。这里的聚散之感,似主要指爱情方面,但与此相关的生活情事,以至整个往昔繁华生活,也自然包括内。
上片最后两句,转写眼前实境。斜月已低至半窗,夜已经深了,由于追忆前尘,感叹聚散,却仍然不能入睡,而床前的画屏却烛光照映下悠闲平静的展示着吴山的青翠之色。这一句似闲实质,正是传达心境的妙笔。心情不静、辗转难寐的人看来,那画屏上的景色似乎显得特别平静悠闲,这“闲”字正从反面透露了他的郁闷伤感。
过片三句承上“醉别”、“衣上酒痕”,是西楼欢宴时留下的印迹:“诗里字”,是筵席上题写的词章。它们原是欢游生活的表征,只是此时旧侣已风流云散,回视旧欢陈迹,翻引起无限凄凉意绪。前面讲到“醒不记”,这“衣上酒痕诗里字”却触发他对旧日欢乐生活的记忆。至此,可知词人的聚散离合之感和中宵辗转不寐之情由何而生了。
结拍两句,直承“凄凉意”而加以渲染。人的凄凉,似乎感染了红烛。它虽然同情词人,却又自伤无计消除其凄凉,只好寒寂的永夜里空自替人长洒同情之泪了。
此词为离别感忆之作,但却更广泛地慨叹于过去欢情之易逝,此时孤怀之难遣,将来重会之无期,所以情调比其他一些伤别之作,更加低徊往复,沉郁悲凉。词境含蓄蕴藉,情意深长。全词充满无可排遣的惆怅和悲凉心绪。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从红烛无法留人、为惜别而流泪,反映出自己别后的凄凉心境,结构新颖,词情感人,很能代表小山词的风格。
慨叹着“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汉末文人,面对的却是一个君门深远、宦官挡道的苦闷时代。是骐骥,总得有识马的伯乐才行;善琴奏,少不了钟子期这样的知音。壮志万丈而报国无门,——在茫茫人和事,没有什么比这更教人嗟伤的了。
此诗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然是政治上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高楼”听曲的凄切一幕。
从那西北方向,隐隐传来铮铮的弦歌之音。诗人寻声而去,蓦然抬头,便已见有一座“高楼”矗立眼前。这高楼是那样堂皇,而且在恍惚之间又很眼熟:“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刻镂着花纹的木条,交错成绮文的窗格;四周是高翘的阁檐,阶梯有层叠三重,正是诗人所见过的帝宫气象。但帝宫又不似这般孤清,而且也比不上它的高峻:那巍峨的楼影,分明耸入了飘忽的“浮云”之中。
欣赏指要
这是一首写知音难觅的诗。从诗意看,诗中主人公是一位在生活中因失意而彷徨的人。凄凉的弦歌声从重门紧锁的高楼上隐隐传来,其声调的悲凉深深地感染了楼下听歌的人。从那清婉悠扬、感慨哀伤而又一唱三叹的歌声中,诗人清晰地感受到了歌者经历的惨痛和被压抑的内心痛苦。这令人不禁要推想,歌者是谁?莫非是杞梁妻那样的忧伤女子?可是,最值得忧伤的不是歌者的哀痛,而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她个中的伤感,知音难觅可能才是她感伤叹息的真正原因。诗人借高楼上的歌者之悲抒写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但伤知音稀”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性的苦闷、悲伤和期待。
作者将所抒之情融于幻景之中。对于声音的描写细腻生动,歌者与听者遥相呼应,把失意之人的徘徊、悲切、希冀全面地展现出来了。阅读时,要细细体会诗中那种若隐若现、缥缈空灵的意境。
诗中的“托”
人们常把这四句所叙视为实境,甚至还有指实其为“高阳王雍之楼”的(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其实是误解。明人陆时雍指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表现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托”:“情动于中,郁勃莫已,而势又不能自达,故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古诗镜》)。此诗即为诗人假托之“境”,“高楼”云云,全从虚念中托生,故突兀而起、孤清不群,而且“浮云”缥缈,呈现出一种奇幻的景象。
那“弦歌”之声就从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明时间,从情理说大约正什夜晚。在万籁俱寂中,听那“音响一何悲”的琴曲,恐怕更多一重哀情笼盖而下的感觉吧。这感觉在诗人心中造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杞梁”即杞梁殖。传说他为齐君战死,妻子悲恸于“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声长哭”竟使杞之都城为之倾颓(崔豹《古今注》)。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琴曲,似乎正有杞梁妻那哭颓杞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一“悲”字,顿使高楼听曲的虚境,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
诗中的“歌者”是谁
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诗人既在楼下,当然无从得见;对于读者来说,便始终是一个未揭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诗中将其比为“杞梁妻”,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大约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伫听已久的诗人在。她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琴声倾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商”声清切而“多伤”,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舒徐迟回,大约正如白居易《琵琶行》所描述的,已到了“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之境。接着是铿然“一弹”,琴歌顿歇,只听到声声叹息,从高高的楼窗传出。“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在这阵阵的叹息声中,正有几多压抑难伸的慷慨之情,追着消散而逝的琴韵回旋!这四句着力描摹琴声,全从听者耳中写出。但“摹写声音,正摹写其人也”。
全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交待园亭的地理位置,描写园亭的景物。从“道京师而东”至“始得灵壁张氏之园于汴水之阳”是第一层,交待园亭的具体位置:是以北宋京城开封为起点向东走,先坐船顺黄河而下,再走陆路,经过一望无际、使人厌倦的碧绿的黄土平原,行程共八百里,就到张氏园亭了。这样交待主要因为开封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人们最为熟悉,同时也与下文“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相呼应。这几句多为四言句,中间四句,两两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对仗工稳而不押韵,有诗句工整感,也有散文的流动美。从“其外”至“可以馈四方之宾客”,是描写张氏园亭的景物,为第二层。用四个“其”起首,依次描写,层次非常清晰。“其外”、“其中”是按方位顺序写的。先外后内,很符合作者造访由外入内的观感实情。“其外”写得很简略,只用一个对偶句,形容园外长满了修长丛密的竹林,高大茂盛的树木。“其中”写得比较详细,用了一个对偶句和一个排比句,把园中的景物逐一加以描写。利用汴水余流,修了池塘;采来山上的怪石,修了假山。有山有水,景致极好。下面的排比句有四个子句,从四方面,用比喻的修辞法,把园中的景物形容得十分优美:香蒲、芦苇、莲藕、菱角长满池塘,有江湖般的景色;山桐树、子孙柏等各种树木处处皆是,有山林般气势;奇花美草争芳夺艳,不亚于东京洛阳牡丹的姿态;华丽的厅堂,高屋大厦,修建得象江苏、四川的园林建筑物那样精美灵巧。偶排相承,语句整齐,节奏明快,音律回环,语势如涛,一浪推一浪,起伏奔流,寄寓着无限的赞美和由衷的抒情。“其深可以隐,其富可以养”是写园的使用价值。因为园中不仅景色美,而且面积大,物产丰富,不仅足够家用,还可以供给邻里,招待宾客。所以隐居不去作官,也可以过着富裕舒适的生活。这几句双起并承,一总说明了张氏这个园亭可贵的适用价值。第三层是最后几句,是附带说明顺道造访和应请作记的情况。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和第三自然段,是说明园亭修建的经过,颂扬张氏先人的功德和用心。第一部分写了园亭的美景,令人向往陶醉,必然很想知道它的修建经过,文随人意,从而娓娓地予以叙述:这个园亭是张氏伯父在朝廷作官,父亲在通州任府君的时候开始修造的。其后,张氏本人在朝廷作官时,又进一步进行扩建,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树长得很大了,园中百物都令人十分满意,确实是下力量很大,经营的时间很长啊。张氏先人修造这个园亭下这样大的力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他们的后代出可仕,退可隐,进退均无妨碍,真是考虑得太周到了。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发出一个十分奇特的议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因为作官必然过着坎坷的官涯生活,不作官就忘记了报效君王的义务。怎么办?要像吃饭那样,适可而止。当仕则仕,不当仕就隐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点,不是苟安不仕,就是贪图利禄不肯退隐。只有张氏用心良苦,为后代修建了这样一个出可仕、退可隐的好园亭,所以他的子孙出仕则为好官,退隐则是有节操的好人。都是张氏祖辈为他们后代带来的好处。作者“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观点,目的是为了颂扬张氏先人修造园亭的想法是很得体的,为后代进退考虑得很周到,同时也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矛盾心情。
第三部分是最后一个自然段。作者表示想买田泗上而退隐,愿为张氏子孙时来时往,同乐游于张氏之园亭。这是再次表示对张氏园亭的羡慕、依恋的心情,也是作者厌倦仕途真实感情的吐露。
全文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紧扣张氏的园亭着笔,以园亭为线,贯穿全文,不论是交待地理位置,描写美景,还是应请作记,张氏先人的用心良苦,无一不是围绕张氏的园亭下笔的,连“不必仕,不必不仕”的论议,和“欲买田归老”的情思,也是为张氏园亭而抒发。从头至尾,始终没有偏离张氏园亭,使文章条理如贯,浑然一体,绝无散乱游离的感觉。
(二)采用先描写后叙述和议论的写法。在对园亭的美景尽意描绘,使读者产生无限喜爱、羡慕的思绪后,再叙述和议论建园的经过和张氏先人用心的良苦。这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符合读者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写法较为自然得体。
(三)采用描写和议论相结合的写法,可以使文章避板滞和软散的单调感,收到二者相互为用的调剂作用。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多用对偶排比句,对园亭的美景尽意刻绘,既有语句整齐,节奏合拍的感觉,也有绘形绘色的美态。第二三部是议论和叙述,语句参差不齐,如流水潺潺,更增添了自然、亲切、朴素的趣味。
此诗前两句“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极言塞外荒凉、酷虐的环境,极富塞外色彩,“燕支”“酒泉”,以西域的地名入诗,一望而知是北地边陲一带;“北风”“沙”“白草”,以特殊地域的自然景物入诗,给全诗罩上了一层沙海气息;“吹”“卷”,以独有的狂虐气势入诗,更给全诗贯注了一股粗犷的沙漠的血液。后两句“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直抒胸臆,表达诗人深切的思念之情。以“长安”与“日光”相比,暗用了晋明帝的典故。据《初学记》卷一引刘劭《幼童传》记载: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问何以异昨日之言。”对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是以知近。”帝大悦。结句还可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中找到影子。如此用典无碍表达,更增诗句的人文气息。
全诗表达的感情虽极为普通,但表达方式却独具特色。以自己所处环境开篇,有一种向友人描述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思,同时又意指自己在这苍凉、萧索的环境中,十分孤独,因而更加怀念友人,怀念那共处的美好时光;随即的直抒胸臆即是印证了这一意境。抒情中又有对典故的运用,且不着痕迹,浑然天成,更见诗人笔力之深厚。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