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苏轼知登州任,到官五日,调回京师。一年之间,三迁要职,当上翰林学士。贾讷这时将到作者故乡眉州作官,作者故作诗相送。
这首诗,是作者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
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全诗模仿《离骚》诗意,写作者在池边种下七株梅树。屈原在《离骚》中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的句子,以大量种植香草喻培育各种人才。白居易在此诗中借亲手栽梅亦含有希望进步力量出来挽救时局之意。他要到开花的时节来查看这七棵梅树,诗人是非常希望梅花能完好无损地成长的。
这首诗通过栽梅一事,表达了诗人良好的愿望。开头一句“池边新种七株梅”,点明栽梅的地点和棵数。“新”,紧扣题目(一题《新栽梅》)。第二句“欲到花时点检来”,写诗人的打算。关于“点检”,无疑是“点检”梅树生长的情况,梅花盛开的情景,梅花艳丽的程度,当然,“点检”包含着观赏的内容。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为着替皇帝拣选贡桔,曾在此游览。长洲苑桃李芬芳,争奇斗妍,它表面艳丽却义易:于凋零,此刻似乎怀着对梅花的嫉妒心理。诗以桃李喻小人。在三、四两句中,诗人明确表态:他要自己亲手种植的梅花盛开,而不要担心桃李嫉妒。拿梅花束和桃李作对比,明确表示出诗人的爱憎态度,此中深意,只有对梅花的高洁品性有充分了解的诗人,才能体会出来。
这首诗写得通俗晓畅,风格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