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刻画了一个骑着紫骝马即将奔赴战场参加征战并热烈期盼得到君王封侯加禄的“侠客”形象，表现了当时少见的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与理想，寄托了作者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志向。前四句描写侠客以及骏马的英武形象，后四句转而抒发侠客的豪情壮志。全诗一气呵成，笔力雄健，气势轩昂， 风格豪放。
一二句写“侠客”骑着紫骝马，再次来到此地。一个“重”字，暗示了战争的再次发生，也暗含“侠客”报效祖国的激情。诗人没有直接描写“侠客”的形象，而是着重描写他手中的马鞭以及胯下的紫骝马，借此烘托“侠客”；“金鞭控紫骝”句中的“控”字，非常形象，凸显了“侠客”强壮有力及其杀敌信心，也写出了紫骝马的高大威猛。
三四句继续用烘托的手法，进一步刻画“侠客”形象。首先描写了“侠客”身上的武器——蛇弓和白羽箭。“白羽箭”是用典。《北史·突厥传》载：“（隋炀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急如箭也。’”由此可知，这“白羽箭”不仅是武器，也说明了当时紧张的局势。接着描写紫骝马身上的装饰——白色的缰绳和毛茸茸的红色佩带，真可谓是好马配好鞍。
五六句是诗“起承转合”中“转”的部分，由一、二联对紫骝马等的描写，过渡到尾联的抒情。从字面上看，写的是紫骝马，实则交代了“侠客”的来历以及他的目的地。“长鸣向北州”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实写紫骝马朝着北州悲鸣，虚写“侠客”之悲；同时，照应首句“重周游”，也说明了“侠客”“重周游”的原因。“向北州”的原因是“北州”被匈奴占领，同胞在其他民族的欺压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直接抒发了“侠客”的豪情壮志，表明“侠客”此行的目的：报效国家，封侯授爵。“匈奴今未灭”上承“长鸣向北州”句，交代了“长鸣”之因，也照应了首句“侠客重周游”。诗句写出了侠客的侠情侠气，同时也掺杂着作者自身的生活现实和个人理想。
这是一篇寿词，词人始终对寿星的家庭荣耀进行夸赞，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寿星主人充满了敬意，特别是对寿星有两个好儿子好生羡慕。
词的上半阕主要是写寿星本人，手法采用顺序结构写作，白描手法直接来讲述寿星本人及其家庭。其中“叶阶蓂初秀”说明了寿星出生在初六日。接着就说她从小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在家庭里就像冬日的阳光和标志着春天来临的星斗，被视为掌上明珠。再接赞美“南昌”长得美而贤惠，嫁了一个难得的好丈夫。到如今，儿孙满堂，且都是锦衣还乡的高官显宦。
词的下半阕就是采用大量的用典手法来写寿星的两个儿子。夸其人不如夸其子，作者深谐此道。大量贴切的典故赞誉寿星的两个儿子。如“棠棣连阴”、“虎符熊轼”、“夹河分守”、“青云咫尺”。不管是那个母亲听了别人这样赞自己的儿子肯定心花怒放。
因为是应酬寿词，无非是善颂善祷，应世随俗而已，所以难得有佳句，因此有人以此来说明此词不是李清照所作。其实词中赞美颂词写的委婉含蓄，比喻贴切，用典自然，表现了作者较高的语言修养，也是贺寿词中的佳品。徐培均也是以此来说明此词风格为什么与李清照的一贯风格不符，实为体裁所限。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帝本纪》为《史记》的第一篇。司马迁在写这篇传记时，遇到了两个困难：一为史料的缺乏。司马迁决定从黄帝写起，矣《尚书》所载的史实却是从唐尧开始的，前面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二为史料的真伪难辨。当时的学者多称五帝，矣诸子百家传说的黄帝早已被神化、文学化，难以使人完全相信。在此种情况下，司马迁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到各地漫游，将民间传说和信史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对现存史料进行梳理，不仅到《春秋》《国语》等史书中去寻找材料，矣且对儒家的典籍的有关记载，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司马迁终于成功了，他不仅发现了民间传说和信史记载中的许多一致之处，矣且切身感受到了各地区和不同部族的文化差异，他还在《尚书》以外找到了许多可资利用的信史材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五帝本纪赞》乃是对《五帝本纪》写作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在文中连续运用转折句式，用以表达其感慨和体会。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评点中，把这篇文章归结为“九转”，尽管划分略嫌琐碎，但也确实体会到作品的神韵。这些转折有的表困扰，有的表叹惋，有的表喜悦，有的表自信，均道出了司马迁写作的甘苦，造成转折委曲，往复回环的文势，颇具文简意深的效果。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