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
全诗描写了作者家中老鼠很多，听说别人家的猫将产子，他乞求要一只猫仔为他家解决老鼠为害的问题。诗中对老鼠的猖獗和自己买猫食、乞猫进行了具体的描绘，透露出作者对猫的喜爱和渴求。全诗写得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
此诗之前两句写鼠之猖狂。“窥瓮翻盆”的意象生动传神，其字面背后可想见人的无奈。诗的后两句写主人公去聘猫。“狸奴”“衔蝉”都是“猫”的方言称呼。“买鱼穿柳”的意象，写主人公心情的急切；“衔蝉”之称有对敏捷神勇的猫的爱意，透过这画面亦可领会报复的快意。正是在无奈与快意的对立中，揭出了处于生存困扰中的人的窘态，使识者会心一笑，是无刺的调侃态度。如此状物，不独形象鲜明，确实也增加了许多趣味。这是深含“陌生化”旨趣的，是一种谐谑艺术。
这事据说还有后集。黄庭坚集中还有一篇《谢周文之送猫儿》：“养得狸奴立战功，将军细柳有家风。一箪未厌鱼餐薄，四壁当令鼠穴空。”或许这只“狸奴”就是黄庭坚要的那只猫仔。
向人讨只小猫，事是生活中的一桩小事，诗也是一首小诗，写来浅易亲切，富有生活气息。李屏山《西岩集》中说：“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乞猫》这首诗正体现了黄庭坚“以俗为雅”和“以文入诗”的特点。
这首诗采用情景交融的手法，将眼前的长虹、孤雁与内心的愁思溶合在一起，描绘出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海欲竭”“秋更哀”的苍凉景象，既喻衰亡中的金朝国势，又喻孤独忧伤的诗人。末句中的“残阳”与首句的“霁景”相应，愈显沉郁、凄凉。全诗结构严谨，首尾呼应。
首联紧扣诗题。“绛阙”点明登临之地；“霁”点明登临之时；“遥天”是登高所见；“登眺”二字虽未点出，但已自寓其中。句末“开”字用得极好，此前“黑云压城城欲摧”那令人窒息的情景及此时乌云乍开，胸中沉闷顿然若释的心境尽在言外。阴霾廓尽，晴空如洗，万里蓝天，纤细毕现，金碧辉煌的宫阚在虹消雨霁、彩彻云衢的美丽景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迷人。然而，久久盘旋在诗人胸中的郁结并未随之尽释，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意向把诗人的视线很快拉回，纤细毕现的晴空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清了周围饱受兵燹之后的疮痍。在满目疮痍中，尤引诗人注目的是金明池那正被秋风吹荡，处于一片萧瑟凋零中的高树，一种故国乔木、铜驼荆棘之悲油然而生。该联赋中有比，象中含兴，以下诸联紧扣“雨后”“登眺”四字，围绕亡国之悲，赋陈其象，因象见意，皆由此生发。
颔联首句之“长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景物，然诗人“以我观物”，故续之以“下饮海欲竭”。该句以“海”喻金国，以“长虹”喻蒙古军。着一“欲”字，以预示金国必亡，人民将被屠戮殆尽的悲惨命运。对此，诗人悲戚愁惨，哀恸万分。而此时恰又有一群大雁呱呱南飞，凄唳的叫声，使萧杀的金秋更添了几分凄凉的气氛。传说雁群中领头的，都是失去配偶的老雁，因孤苦伶仃，再加知前途艰险，故其叫声分外凄凉。诗人此时际遇与“老雁”相近。上年，老妻病故；本年，幼女夭亡，国家的前途又复如此，故于老雁的叫声尤感揪心。同时，此处也有以秋雁哀鸣，来喻中原人民的流离失所，奔走呼号的意思。诗人远目飞鸿，心影相随，际遇之悲，国衰之痛，充溢宇内。
登临的所见所闻，莫不生悲；国事家事，皆不堪言。诗至此，似乎再说已属多余。然而诗人毕竟是大手笔，颈联又掉笔言其所思，使诗极尽波澜起伏之致。诗人由明池联想到昆明池，又由昆明池之黑灰联想到刚停的暴雨及暂时平息了的战乱，遂幻想劫火亦有终归息灭的。但幻想不等于现实，尽管诗人不甘亡国，想入非非，可这一厢情愿一经理智撞击，便化为乌有，于是对句又言“神嵩何计得飞来”。“神嵩”（中岳嵩山）绝无从数百里之外飞来汴京之理，无救兵可求进而期望中岳来作屏障，可见诗人绝望之极。句中不说“无计”而说“何计”，着“何”字表现出诗人在绝望之中反复挣扎的几多情思。
尾联以阮籍自况。是时诗人久于悲痛，泪已无多，不堪眺望吹台，只有追怀往事，感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徒增悲伤了，故有“莫傍”二字。可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从这自我克制、收敛之辞中，更能体味到诗人泪往心里流那凄婉哀绝的悲伤，收到曲折有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