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描写征戍者在军中听乐观舞所引起的边愁。
前三句极写边愁。随着舞蹈的变换，“琵琶”又奏出新的曲调，但不管怎么变换，在内心充满思亲怀故愁绪的人听来，似乎“总是”在弹奏出“关山”别离的悲歌苦调，徒增心中纷乱的“边愁”和“不尽”的“别情”。诗歌至此，已将愁说尽，不能自已，再深掘愁思，已无余地。如何作结，更见功力。
王昌龄不愧是“七绝圣手”，结语施以奇笔，突奏异响，以“高高秋月照长城”的雄伟壮阔之景，将征人浓郁的边愁一笔撇开，而翻出豪宕情怀。此句虽为景语，但诗人融情于景，在秋风朗月的广漠背景下，遥望长城万里的壮丽河山，使征人由对其热爱而意识到自己保卫河山的神圣职责，个人的区区“边愁”就不足挂齿了，从而使征人忠勇爱国的高旷情怀在壮丽之景的展示中得到完美体现。
此诗构思新颖，多次转折，前三句与结句是一大转折，其中“换新声”与“旧别情”为一小转折，“总是”二字状愁绪的强烈，亦颇传神。这不仅使诗歌奇想层出，亦表现出诗人“绪密而思清”（《新唐书·王昌龄传》）的艺术特色。
林逋是杭州孤山的隐士，来此游览，写下他的观感。此诗就是其中的一首。一般研究者认为，宋诗讲究议论，起于欧阳修等人学韩愈古文，遂在诗中借鉴古文的写法，形成了以散文为诗的风格，同时也把议论带入到诗中。林逋这首诗，首联也以散文笔法起，作一总论，可以说走在了欧阳修等人的前面。
诗写的是宿洞霄宫，采取的是历来游览留宿诗的习惯写法，即先不写宿而写游。首联作一大概括。洞霄宫在大涤山中，诗第一句便写山，说秋天的大涤山，美景无限，难以遍历，也难以缕述；第二句接述游山的感触，美景无限，他游览时的快意，也难以缕述。这样，诗作了一番大范围、居高临下的总述，把山景及自己的游兴交代出来，写得很满。
以下两联便具体写山，铺陈“秋山不可尽”处。诗在写山时，紧紧把握住“秋”字，首先说碧绿的涧水在山石间奔流，水中漂来了片片红叶；茂密的树林上端，白云在悠闲地飘浮。这一联使用了几种亮丽的色彩，碧涧、红叶、青林、白云，把山林装点得绚丽多彩；水在奔流，云在飘荡，又写出山中的幽阒，体现出诗人面对山景的喜悦心情。碧涧中流下红叶，很像晋刘晨、阮肇游天台山遇仙女前，见到一条涧水，漂下片片红色的桃花那种仙境；青林点缀着白云，其意境有似晋陶弘景的“山中何所有？岭上有白云”那样超尘绝俗的诗句。大涤山是道家第七十二福地，诗人勾勒的这派悠闲高雅的景色，似乎也充满了隔绝人寰的仙风道气，这也是诗人所要表白的“秋思亦无垠”的一个方面。
“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吟”，也是写景，但笔法又换，转入明净轻快。诗仍关合秋天，但又插入当天的时间，表明已是黄昏时候，为下宿洞霄宫作伏。上联写的是自然界纯净的景色，重点是静，尽管水在流、云在飘，都是相对的静止，有声的无声；这联的重点放在动与闹上，说在树林清凉的树阴中，一只鸟儿扑腾腾地飞来栖下，落日照着山林，到处是秋蝉的鸣声。这联写得很有兴味，与前面合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氛围，显得诗人在山中徘徊，充满留恋，以至于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然之中，处处呈现出自然界的真趣。
最后，诗才归结到“宿”字上，但又不直接写，而是宕开一层。洞霄宫中种了许多芭蕉，诗便由芭蕉想到晚上听雨，便通过虚拟听雨来实写住宿。“此夜芭蕉雨”，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山中气候多变，目前是晴天，晚上就会下雨。因雨，他想到了那秋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充满韵味的响声。另一种解释，诗人宿洞霄宫是秋天，秋风萧瑟，摇动着芭蕉，夜深人静，满树沙沙，黄叶飘阶，犹如不绝的雨声。想到晚上美妙的秋声，诗人不禁问道：“有谁和我一起在枕上共听呢？”这样一问，留了想象的余地，也回照了首联的“秋思亦无垠”句。
林逋这首诗写得工巧细致、闲远冲淡，如其为人。对偶整齐，层次分明，景与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韵味无穷。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说林逋诗“咏之令人忘百事”，这首诗正有这样的魅力。
全诗三章，每章的意思都差不多，反复吟咏，突出主题：女子遇人不淑，最终痛苦、悲伤、愤怒。妇女在春秋时代被男子遗弃的情况，说明男权主义在那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伦理观念的主流。女子择偶不慎，嫁了个忘恩绝情的丈夫，最终被抛弃，落得个自怨自艾的下场。可见中国妇女地位的低微，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诗歌每节开头，都用山谷中的益母草起兴。益母草是中草药，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益母草对妇女有明目益神的功效，现代也常用益母草作妇女病治疗调养之用。益母草有益于妇女养生育子。诗歌用益母草起兴，作用有二：一是这种植物与妇女关系密切，提起益母草，可以使人联想到妇女的婚恋、生育、家庭、夫妻，由草及人，充分发挥诗歌联想作用；二是益母草已经干枯了，益母草晒干，可入药。妇女被抛弃，入药的益母草的意义在于：促进夫妻感情和有益于生儿育女的药草，与被离弃的妇女摆在一块，对比强烈，给人的感觉是这位妇女命运真太悲惨。因此，“中谷有蓷”一句，是起了隐喻作用、感情引导作用和启发联想作用。
每章最后一句，都是妇女自身觉悟的感叹。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仅仅是一昧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启迪着人们。
此文共五段，第一段申诉与母诀别的原因，中间三个段分别从三个方面立下遗言，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嘱咐安排家人的生活和自己的身后事，最后一段抒发与母诀别的慷慨之情。全文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悲壮苍凉，一唱三叹，雄强恣肆，感人至深。
首先触动读者的，是夏完淳“不得以身报母”的遗恨。他想到，“慈君推干就湿，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这是对双慈养育之恩的崇高礼赞，也越发映衬出作者“大恩未酬”的负疚之情。有道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慈母的恩惠，本来就难报于万一，更何况夏完淳又自感“菽水之养无一日”。做儿子的除了自省和自责之外，看来是不可能作其他解释了。但此书的一二两节，却对不能“报母”的原因做了情理交融的陈述，读来令人感佩。作者将“报国”、“殉父”与“报母”的关系串通起来加以阐述，指出：“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这就把能否真正“报母”，放到了抗清复明的民族斗争大背景下来考察。只要“天日”尚未“复见”，杀父之“大仇”一日未报，作者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承欢于双慈的膝下。换句话说，夏完淳是以继承父亲的报国之志，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的，他不想做一只厮守在母亲身边的碌碌无为的家雀，而要到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云中，一展鸿鹄之雄图，这才是真正的“报母”。如此情怀，中国古代的许多民族志士已用各种形式的语言铿锵有力地抒写、陈述过了，而夏完淳在这封信中不是一味地明理，是寓理于真诚的、炽烈的念母之情。
信的前两节，作者袒露了回环起伏的内心波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孝”、“不得以身报母”，但不在此多作停留，而是笔锋一转，痛惜地回顾了“一旅才兴，便成齑粉”的抗清义举，忧国之情暂时淹没了念母之情。他痛定思痛，觉得去年不死，竟死于今日，实在是必然中的偶然既然以身许国，迟早总是要捐躯的。以此为情感转换的契机，他又一下子想到了双慈，“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无一日焉”，自己勤于王事，匆匆就是二载，却没有一天供养母亲，啜菽饮水尽其欢，令人肝肠寸断。于是，念母之心潮陡涨，“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这些难以言表的痛楚、无法消解的遗恨，一齐壅塞在笔端，逼出了第二节的“呜呼！……何以为生”。这是感情激流凝涩的大漩，作者的内心天平几乎完全倾向于“哀哀八口”。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报国之情又猛地突破一家之私，义无反顾地发出了“虽然，已矣”的庄严誓言，推出了“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的光彩论断。至此，难解的人生命题似乎已经解开，执著的念母之情又趁势抬起头来，故有了“但慈君推干就湿……”这样“令人痛绝”的文字，以及托养双慈的不得而已的安排。
总观上述感情的起伏变化，可体察到：夏完淳是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思绪中处理情理关系的，他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人生的舵柄，恰当地将“报国”与“报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少年英雄的崇高思想境界。
正由于他毫不矫饰，自然坦荡，所以才格外叫人感到可亲、可敬、可信、可叹。与一、二两节相映照的是，第三节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白母亲“万勿置后”。夏完淳之所以如此决断，是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深。那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许多大家子弟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已为人所诟笑，故不能轻率从事，使夏家平添不肖子孙。再者，如若“中兴再造”，“我父子”一定会“庙食千秋”，那也比享受子孙们的“麦饭豚蹄”好得多这种见解，固然反映了年仅十七的夏完淳，已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得相当成熟，但更主要的还是满腔碧血的强有力的迸射。他已经立下了破家报国的壮志，即使破釜沉舟、断绝后嗣也在所不惜。所以，他在交待这一要事时口气相当严厉：“若有妄言立后者，淳且与先文忠在冥冥诛殛顽嚚，决不肯舍！”
接下来，文意偏重于安慰家人，咏叹人生，另一侧面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风貌。他恳望双慈保重玉体；他指望寒食盂兰时节的一杯清酒、一盏寒灯；他牵挂结褵二年、贤孝素著的妻子；他以五言诗式的咏唱来抒发豪情，感悟哲理，冷对屠刀，神游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