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诗人初到凉州，面对黄河、边城的辽阔景象，又耳听着《折杨柳》曲，有感而发，写成了这首表现戍守边疆的士兵思念家乡情怀的诗作。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这样苍凉 的环境背景下，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又是《折杨柳》，这不禁勾起戍边士兵们的思乡之愁。因为“柳”和“留”谐音，所以古人常常在别离的时候折柳相赠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枝》：“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就提到了行人临别时折柳。这种折柳送别风气在唐朝尤其盛行。士兵们听着哀怨的曲子，内心非常惆怅，诗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戍边的士兵，只能说，羌笛何必总是吹奏那首哀伤的《折杨柳》曲呢？春风本来就吹不到玉门关里的。既然没有春风又哪里有杨柳来折呢？这句话含有一股怨气，但是又含无可奈何语气，虽然乡愁难耐，但是戍守边防的责任更为重大啊。一个“何须怨”看似宽慰，但是，也曲折表达了那种抱怨，使整首诗的意韵变得更为深远。这里的春风也暗指皇帝，因为皇帝的关怀到达不了这里，所以，玉门关外士兵处境如此的孤危和恶劣。诗人委婉地表达了对皇帝不顾及戍守玉门关边塞士兵的生死，不能体恤边塞士兵的抱怨之情。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笔调苍凉悲壮，虽写满抱怨但却并不消极颓废，表现了盛唐时期人们宽广豁达的胸襟。诗文中对比手法的运用使 诗意的表现更有张力。用语委婉精确，表达思想感情恰到好处。
其二
这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突厥首领小杀曾乞与玄宗为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小杀问唐使袁振，袁振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后小杀遣其大臣颉利发入朝贡献，颉利发与玄宗射猎，时有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诗中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决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
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野竹攒石生，含烟映江岛”，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慈姥竹从石缝中钻出、茂盛竹枝叶缭绕轻烟辉映江岛的景致。与序相和，写尽一时一地风貌、气概。“攒石生”尽显慈姥竹充满生机，传达出慈姥竹坚韧不拔的神韵、顽强不屈的生命力。
“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为全诗最精彩之笔，是咏竹诗中的绝品。钱钟书先生命之为通感，颇不尽意。同样李得裕《竹径》：“日落见林静，风行知谷虚。”同样是好句，或可称为体物尽性，人皆有此感只是诗人能更格物而写出文字。诗句中描绘出一幅青翠的竹色倒映在碧波之中水更绿、风吹竹声带来一片早春寒意的景致，富有无可言说之美。“翠色”句写色，“虚声”句写声。竹色使波色加深，瑟瑟的风竹之声使人似觉有春寒袭来。诗句通过人的各种感官的感受，从多角度描写慈姥竹，用以咏竹，颇有新意。
“龙吟曾未听，凤曲吹应好”，写慈姥竹制笛吹出的声音，似龙鸣之声，比笙箫奏出的“凤曲”更好。明写慈姥竹制笛吹出的声音，似龙鸣般动听，更胜笙箫奏出的“凤曲”。实则写诗人的感觉，突出慈姥竹高风亮节的品格，妙趣横生。
“不学蒲柳凋，贞心尝自保”借蒲柳与慈姥竹对比手法，描绘出一幅蒲柳易凋谢、慈姥竹坚贞高洁的景致，侧面烘托出慈姥竹的坚韧顽强，从来不畏惧来自曲折恶劣的环境的折磨，亦是诗人喻己，托物言志，托慈姥竹“攒石生”的坚韧顽强，言诗人自己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骨气。
在这首诗里，诗人没有按照一般人对“慈姥竹”的理解，表现母子之爱，而是从竹的本性着眼，赞颂竹之“贞心”。此诗语言简易明快，却又执著有力，具体生动地描述了竹子生在恶劣环境下，长在危难中，而又自由自在、坚定乐观的性格。诗人在生动描写竹之美的基础上，结句又通过对比手法，表面写竹，其实是写人，明写赞颂了竹永葆本色的精神，实则写象征了诗人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宁折不弯，决不向任何黑暗势力屈服的品格，和不肯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铮铮傲骨，抒发了诗人自身向往高尚人格的感情。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