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紧紧围绕“山雨”的题意，首联描写山中未雨之景，颔联写遇雨之景，颈联写雨中之景，尾联写雨后之景。全诗用笔细腻，景象逼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作者写途中遇雨，共分四层叙。雨前天气很好，一点也没有雨意。作者在山林中穿行，虽只戴短笠，还是被茂密的树枝挂缠和阻挠，他一路观山望景，兴致很好，只觉天气凉爽宜人，没有想到下雨。这一层说明，“山雨”之来，确乎是出人意料的。
山雨的到来，溪上云雾四起，渐渐连成一片，行人只觉山光物态的迷人，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雨来的信号。要在别处，“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雨前的征兆十分显著，贵州山区却全然不同，云雾恰起，阵雨就来了。“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二句写出雨来迅疾，使人回不过神来。好奇之感，通过“忽来”、“不知”等词语，自然流露出来。
正因为出乎意料，作者事先没有准备雨具，只有一领遮头的短笠，衣襟不免要被打湿了。但反正遇上了，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看到雨中村边瓜豆蔓藤散乱纷披，作狼狈状，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观望雨中景色，浑忘沾湿之苦。“马上衣襟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一个“也”字，从物我同情中得到几分慰藉，而一个“任”字则表现出雨中人的从容与泰然。
突然，雨脚为之一收，天就放晴了。这时比雨前的物象，又有一番清丽：云雾全失，峰峦尽出，斜阳相迎，虹霓随之，一片明朗璀璨景象。山雨虽然住了，但雨水化成无数山泉奔流下山，跳坡注涧，又作“万瀑齐飞”的壮丽景观。“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是这首写景诗推出的新境界，作者情绪也为之一振。雨前的溪云四起是一奇；雨中的瓜豆离披是一奇；而雨后的万瀑映日是又一奇。
“溪云到处”——山雨之兆，“万瀑齐飞”——山雨所成，来龙去脉，皆扣题面。重心所在是写“山雨”，而非写雨霁。“山雨”非川原如烟之雨——后者是绝不可见“万瀑齐飞”之奇观的。本篇境界层出不穷，恰似张镃赞“诚斋体”所谓：“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及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得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何绍基这首诗亦得诚斋体之精髓。
作者官居高位时直言敢谏、与时不合，便中流涌退、回家隐居。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出来。但为了关中百姓大旱之苦，他却高龄出仕。他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救济灾民，夜晚向天祈祷，白天出外赈灾，整日辛劳，有时因念百姓疾苦而痛哭不已，四个月后便病倒去世了。关中一带百姓哀痛如失父母。作者因此受到人民的景仰和赞扬，被历史公认为好官。
好官为百姓而死，坏官把百姓整死。因此中国人有赞扬好官的传统。但好官确实太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人民永远记得为他们而死的好官，但也不会忘记整死无辜百姓的坏官，因为他们还要亲手把其中最坏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去。
套曲 〔一枝花〕《咏喜雨》,是他在陕西救灾时所作,比较真 实地反映了灾区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在元代散曲中这些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久旱逢雨的喜悦心情，表现其对农业生产和百姓的关心。感情深挚，语言朴实无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和形象的比喻的运用，为作品增色不少，艺术效果尤为显著。
该诗的前两句：“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诗人着眼于现实，无比豪迈地写出了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英雄辈出，猛士如云的大好形势，说明华北大片国土的收复，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战取得的伟大业绩，靠的就是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他们才是英雄，是猛士，是保卫祖国、抗击日寇的坚强柱石。这两句写得气势磅礴，豪气冲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信赖、期待和赞美之情。在这里诗人引用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中“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句，并反其意而用之。刘邦平定了天下，却感叹没有猛士去镇守四方疆土，而抗日根据地却“猛士如云”，有这么多猛士来保卫祖国，何愁不能消灭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呢！这一典故的巧妙活用，加上一个“唱”字，便十分生动的刻画出了抗日军民无比威武雄壮的猛士形象，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硝烟弥漫，战马嘶鸣，抗日将士高歌猛进、无所畏惧、前赴后继、势不可挡的抗战画面，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朱德伟大的英雄气魄。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承接前两句，作者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对抗战必胜所满怀的信心和决心。前句作者引用了《唯南子·览冥训》中的一个故事：“楚鲁阳公与韩人交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太阳落山了。鲁阳公持戈挥舞，精神抖擞，毫无疲惫之感，而且越战越勇。太阳为其精神所感动，又返回了三个星座的距离，以帮助他继续战斗。”朱德在这里把这个典故活用了，一则用其原义，无比豪迈地赞颂广大抗日民军英勇顽强，力挽国家危局的英雄气概；二则使“退日”具有双关的语意，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由于前面已经指出了抗日根据地有无数的勇猛之士，因此，这里的过渡就显得十分自然、和谐，显示了全诗在结构上的严谨细腻。后句是作者对抗战胜利前景的展望。1940年前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投降卖国政策，致使日本侵略者更加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他们以主要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重点进攻，同时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消灭抗日武装，瓦解根据地。抗日战争正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是，尽管如此，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猛士如云”的抗日将士，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抗战胜利的红旗必将插遍祖国的河山。这句充分表现了朱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欣赏朱德这首诗的时侯，可以明显地感到它在艺术上起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用典精当自然。这首诗共有四句，作者引用了两个典故，不仅精当自然，无牵强之感，而且把它们用活了，使诗显得更加雄伟、高亢，诗意更加浓郁、畅朗、深刻。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另一方面也为世人批判地继承祖国的文化遗产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然，这也是朱德诗词的一个共同特点。二是诗的气势。短短的4句28个字，句句都有泰山压顶之势，字字皆有千钧之力，充满了磅礴豪壮的气势，读来令人亢奋，平添无穷的力量。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