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入长安到出长安,由希望转成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可以想见的。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把这一转折中产生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真切而又生动形象地抒发出来。读者好像被带入天宝年代,亲耳聆听诗人的倾诉。
从开头到“路远”句为第一段,抒发作者离开长安后抑郁悲苦的情怀。离开长安,意味着政治理想的挫折,不能不使李白感到极度的苦闷和茫然。然而这种低沉迷惘的情绪,诗人不是直接叙述出来,而是融情于景,巧妙地结合登程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挂席欲进波连山”,滔滔巨浪如群峰绵亘起伏,多么使人厌憎的艰难行程,然而这也正是作者脚下坎坷不平的人生途程。“天长水阔厌远涉”,万里长河直伸向缥缈无际的天边,多么遥远的前路,然而诗人的希望和追求也正像这前路一样遥远和渺茫。在这里,情即是景,景即是情,情景相生,传达出来的情绪含蓄而又强烈,一股失意厌倦的情绪扑人,读者几乎可以感觉到诗人沉重、疲惫的步履。这样的笔墨,使本属平铺直叙的开头,不仅不显得平淡,而且造成一种浓郁的气氛,笼罩全诗,奠定了基调,可谓起得有势。
接着诗笔层折而下。诗人访古以遣愁绪,而访古徒增忧思;作歌以抒积郁,心头却又浮现阮籍的哀吟:“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今人古人,后先相望,遭遇何其相似!这更加触动诗人的心事,不禁由阮诗的蓬池洪波又转向浩荡的黄河,由浩荡的黄河又引向迷茫不可见的长安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一声慨叹含着对理想破灭的无限惋惜,道出了忧思纠结的根源。短短六句诗,感情回环往复,百结千缠,表现出深沉的忧怀,为下文作好了铺垫。
从“人生”句到“分曹”句为第二段。由感情方面说,诗人更加激昂,苦闷之极转而为狂放。由诗的径路方面说,改从排解忧怀角度着笔,由低徊掩抑一变而为旷放豪纵,境界一新,是大开大阖的章法。诗人以“达命”者自居,对不合理的人生遭遇采取藐视态度,登高楼,饮美酒,遣愁放怀,高视一切。奴子摇扇,暑热成秋,环境宜人;玉盘鲜梅,吴盐似雪,饮馔精美。对此自可开怀,而不必象伯夷、叔齐那样苦苦拘执于“高洁”。夷齐以薇代粮,不食周粟,持志高洁,士大夫们常引以为同调。这里“莫学”两字,正可看出诗人理想破灭后极度悲愤的心情,他痛苦地否定了以往的追求,这就为下文火山爆发一般的愤激之情拉开了序幕。
“昔人”以下进入了情感上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李白痛苦的主观根源来自对功业的执着追求,这里的诗意便象汹涌的波涛一般激愤地向功业思想冲刷过去。诗人即目抒怀,就梁园史事落墨。看一看吧,豪贵一时的魏国公子无忌,今日已经丘墓不保;一代名王梁孝王,宫室已成陈迹;昔日上宾枚乘、司马相如也已早作古人,不见踪影。一切都不耐时间的冲刷,烟消云散,功业又何足系恋!“荒城”二句极善造境,冷月荒城,高云古木,构成一种凄清冷寂的色调,为遗迹荒凉做了很好的烘托。“舞影”二句以蓬池、汴水较为永恒的事物,同舞影歌声人世易于消歇的事物对举,将人世飘忽之意点染得十分浓足。如果说开始还只是开怀畅饮,那么,随着感情的激越,到这里便已近于纵酒颠狂。呼五纵六,分曹赌酒,简单几笔便勾画出酣饮豪博的形象。“酣驰晖”三字写出一似在同时间赛跑,更使汲汲如不及的狂饮情态跃然纸上。
否定了人生积极的事物,自不免消极颓唐。但这是有激而然。狂放由苦闷而生,否定由执着而来,狂放和否定都是变态,而非本志。因此,愈写出狂放,愈显出痛苦之深;愈表现否定,愈见出系恋之挚。刘熙载说得好:“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艺概》卷二)正因为如此,诗人感情的旋律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继续旋转升腾,导出末段四句的高潮:总有一天会象高卧东山的谢安一样,被请出山实现济世的宏愿。多么强烈的期望,多么坚定的信心!李白的诗常夹杂一些消极成分,但总体上并不使人消沉,就在于他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火,始终没有丢弃追求和信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诗,善于形象地抒写感情。诗人利用各种表情手段,从客观景物到历史遗事以至一些生活场景,把它如触如见地勾画出来,使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读者好像亲眼看到一个正直灵魂的苦闷挣扎,冲击抗争,从而感受到社会对他的无情摧残和压抑。
清人潘德舆说:“长篇波澜贵层叠,尤贵陡变;贵陡变,尤贵自在。”(《养一斋诗话》卷二)这首长篇歌行体诗可说是一个典范。它随着诗人感情的自然奔泻,诗境不停地转换,一似夭矫的游龙飞腾云雾之中,不可捉摸。从抑郁忧思变而为纵酒狂放,从纵酒狂放又转而为充满信心的期望。波澜起伏,陡转奇兀,愈激愈高,好像登泰山,通过十八盘,跃出南天门,踏上最高峰头,高唱入云。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
这首词的上片触景生怀,因记起昔日与友人共游湖上携手情景,再转写眼前湖上独游,落红无数的伤感。下片再写湖上游人如织、画船争流的繁华景象,反衬自己独游的孤独,极力渲染孤独之苦和怀人之思。全词深婉丽密,曲折有致,生动传神,别具风采。由伤春、忆友、慨叹,到花下独奏,时喜时忧,波澜起伏,格调凄婉。
上阙点明时间地点,在叙事中借景抒情。美好的春光能给人带来欢乐,但也容易触动离人的愁思,萦损柔肠,使人消瘦,古代诗词中写伤春这个内容的非常多。但作者是写离愁,因而在取景时,着眼点是西湖垂柳。古代有折柳赠别的习俗。看到垂柳,极易触发离愁。开端擒题,“何堪”一词,用在“春瘦”与“垂柳”之间,使意思递进一层。对于西湖垂柳能撩拨人的愁思,因为那是与友人“湖上携手”之处。烟外峰峦,虽别具风姿,然而如今“自看”独游,就不能不缅怀昔日的“湖上携手”。由“湖上携手”接着想到对方“归后”的萧瑟风情,于是集中笔力来加以烘染刻画。
“早乱落香红千亩”,是写花兼点时序。商卿离去,独来西湖,时已暮春,那“玉雪照映,吹香薄人”的千亩红梅,如今早已凋败零落,令人低回伤神,既然红梅已不复存在,旧游的踪迹又在何处。“一叶凌波缥缈,过三十六离宫,遗游人回首。”是写游船兼写情思。乘上轻舟,荡漾于烟波之中,那鳞次栉比的离宫别殿让人频频地回首眺望。以上叙事,写作者独游西湖,即景生情,引起对友人的深切思念。
下阙拓展思路,仍紧扣西湖景物,以婉媚密丽之笔,写他人之乐,进行反衬。“犹有”紧承上片,词意断而仍续。词人驾一叶扁舟,于落花缤纷中从水上缥缈而过,闪现在眼前的,是那精美的画船上,美女举袖障面;两岸的歌馆里佳人持扇伫立。她们面容上涂着时兴的宫黄,名贵的头饰闪烁着光彩。这些美女歌娃争艳比美,嬉游如故。而自己,友人已经远去,无人可与共赏良辰佳景,仿佛欢乐只是属于他人!
如今,充溢着词人整个心灵的,只有如同往常一样的无限的春愁,而这伤春的意绪犹如酒一般的浓烈,在词人心怀中荡漾起伏。要把它谱入丝弦自已聆赏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这伤春怀友的情思,据词序中所言,俞灏风度儒雅,善音乐,每有山林隐居之想,堪称江湖文人白石的知音。“今予离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语极沉痛。因而,此词煞拍几句所表达的感情,就不仅是一般的怀友之情,它实在是说,知音已人仕途,相伴共享山林、琴曲之乐恐不可复得,难怪他“伤春似旧”,纵“写入吴丝自奏”,也怕无人理解他此时的心境了!陈郁《藏一话腴》谓白石“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于此可见。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是一首反映妓女内心痛苦的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写出。她诉说的对象,看来是一位属意于她的青楼过客。曲江是唐都城长安郊外的著名旅游胜地。女主人公自比“曲江柳”,当时就近取譬,可知她是长安的妓女。
作品开门见山。开头直截了当地奉劝那位男子不必多情。所谓“心偏”,相当于现代北方话的“死心眼”。后三句写出了女子这样决绝的原因。
从词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那位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是感激的;惟其感激,才投桃报李,坦率相劝。那男子,也许还是一个初涉青楼的年轻后生,不谙世事;而这女子,却是一位老于风尘的过来人,懂得生活的严峻。
她用否定的语气说出的“恩爱一时间”,表明她对于坚贞的爱情是向往的。但自己身为烟花女子,只有卖笑的义务,没有被爱和爱人的权利。她对那男子直言不讳,足见她心地善良,也说明了现实的黑暗和她作为妓女的深刻不幸。她拒绝了那男子真诚相爱的表示,也等于认可了自己永远不肯能得到真正爱情的不幸处境。
词中用比喻的手法,代替直接的叙述,是民歌惯用的手法,既贴切、形象,又符合妓女的身份,富有民歌的色彩,表明它是出自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之口。以青楼女子的口吻,奉劝男子不必多情,并以柳树自喻,表明自己沦落风尘的悲凉处境。此词一说是青楼女子对随意玩弄她们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抗议。
这首小词不仅内容可取,而且结构相当完美。前人说“真诗果在民间”(李梦阳《郭公谣序》),此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