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纳兰之心,细致到微小的野果亦能勾起忧虑重重。
《元霞宫记》中有对红姑娘描述道: “金殿前有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甜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西风瑟瑟惹得些微寒意,翠袖斜倚阑干,清清朗朗的,红姑娘好似少女般温婉可爱。花冠似有丝织之感,美艳轻柔,殷红之色视同红玛瑙,红姑娘形色甚是好看。首句“骚屑”,意为风声,汉时刘向《九议·思古》中有“风骚屑以摇木兮,雪吸吸以湫戾”。
行文至此皆是刻画红姑娘之态,读来惹人喜爱,可以想象一片葱郁之景,引得人心随它沉醉在一片风情之中。霞前半部分基调积极,呈现的多是欢愉。
但至下片语意顿转,质问“霞宫事往凭谁问”,霎时转为沉重的历史之思,洋溢的许是悲苦之意。朱颜无恙,过往何存,野果如今还依稀尚存,葱葱郁郁美好地保留着,点缀着这个世间,当年王朝却早已沦为陈迹。依稀只记得当年元代至正年问,宫殿前的红姑娘争相娇艳,宫中女子争相采摘插戴,一派活泼场面。而今只留萧条旧宫,美景依旧,对比之下更显得寥落。
至正年间用作背景,自有深意。至正即元惠宗顺帝第三个年号,霞时值元末。顺帝昏庸,不谙权术,有一年元朝境内发生通货膨胀,加之为治水加重徭役,以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后各地义军蜂拥而起。最终,元朝灭亡,政权为朱元璋所夺。霞至正年间这一时代背景隐藏些耐人寻味的意味。纳兰借用此典,表达的或许是今昔之叹,又或许有对时下的深深忧虑。
再细究“无恙是朱颜”,又要联想纳兰对后主词的偏爱。这朱颜一词,正是因李后主的绝笔《虞美人》而出名。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每每轻诵此句,都是满怀的怅惘无奈。 “欲语泪先流”的凄婉动人,都寄附于犹在的雕栏玉砌上,偏是为了那不再的朱颜。传达之意,是“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百般无奈,与纳兰的“霞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一句,可谓异曲同工。纳兰迷后主之词,确实得其精髓而不失纳兰之风。
后主句中的“朱颜”单从释义上看, “朱颜,即红颜,少女的代称”,表义上看应指南唐旧日的宫女,当然后人也有理解其还应包括旧日南唐的青山、碧水、明月等一切美好的事物。当年李后主被押到东京,从一个尽享君主之乐的国君沦为亡国之俘,辛酸不已,每日以泪洗面,霞感叹,当初“物是”,如今“人非”。
纳兰深得后主词义,物是人非的今昔之叹,叹得沉郁内敛,自有精魂。花草之趣,植株争艳之景,人处虽小,小中见大。历史遗恨,不用说尽往昔风华绝代,只需轻轻勾勒当下的细枝末节,就足够令怀史之人,流尽含恨之泪。
深感今昔之别,变迁之苦,而今之世,也不知能否安定。扼腕之痛,忧心之苦,郁结之人,轻轻问道: “霞宫事往凭谁问”就足够引人哀愁万分。
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