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词的上片写楼中远眺情景。首句“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描绘大江两岸晴秋景象。江上水浅，是深秋霜降季节现象，以“水痕收”表之。“浅碧”承上句江水，“鳞鳞”是水泛微波，似鱼鳞状：“露远洲”，水位下降，露出江心沙洲，“远”字体现的是登楼遥望所见。两句是此时此地即目之景，勾勒出天高气清、明丽雄阔的秋景。
“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此三句写酒后感受。“酒力渐消”，皮肤敏感，故觉有“风力”。而风本甚微，故觉其“力软”。风力虽“软”，仍觉有“飕飕”凉意。但风力再软，仍不至于落帽。此三句以“风力”为轴心，围绕它来发挥。晋时孟嘉落帽于龙山，是唐宋诗词常用的典故。苏轼对这一典故加以反用，说破帽对他的头很有感情，不管风怎样吹，抵死不肯离开。“破帽”这里具有象征隐喻意义，指的是世事的纷纷扰扰、官场的勾心斗角。作者说破帽“多情恋头”，不仅不厌恶，反而深表喜悦，这其实是用戏谑的手法，表达自己渴望超脱而又无法真正超脱的无可奈何。
下片就涵辉楼上宴席，抒发感慨。“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两句，化用杜牧《重九齐山登高》诗“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怨落晖”句意。“断送”，此即打发走之意。政治上所受重大打击，使他对待世事的态度有所变化，由忧惧转为达观，这乃是他黄州时期所领悟到的安心之法。
歇拍三句申说为何要以美酒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是化用宋初潘阆“万事到头都是梦，休嗟百计不如人”句意。“明日黄花蝶也愁”反用唐郑谷咏《十日菊》中“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残枝”句意，意谓明日之菊，色香均会大减，已非今日之菊，连迷恋菊花的蝴蝶，也会为之叹惋伤悲。此句以蝶愁喻良辰易逝，好花难久，正因为如此，此时对此盛开之菊，更应开怀畅饮，尽情赏玩。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这与苏轼别的词中所发出的“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古今虚名”等慨叹异曲同工，表现了苏轼后半生的生活态度。他看来，世间万事，皆是梦境，转眼成空；荣辱得失、富贵贫贱，都是过眼云烟；世事的纷纷扰扰，不必耿耿于怀。如果命运不允许自己有为，就饮酒作乐，终老余生；如有机会一展抱负，就努力为之。这种进取与退隐、积极与消极的矛盾双重心理，在词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首诗描写了农历三月期间，洛阳花开似锦的美好春光。全诗中没有一个春字，而洛阳春天锦绣一样的美丽景色却跃然纸上。诗在这里选取了莺鸟和柳树两种素材。鸟儿在丝丝的柳绦中飞舞，让人很容易得想起丝线织成的绣品，而嘈杂的鸟鸣声也好像机器的声音，因此和莺梭这个题目很贴切。后一句有点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意思，洛阳那么大，莺鸟竟然将它装点得五彩斑斓，那要飞得非常久，花非常多的功夫。而三月的洛阳也是因为有手工业者辛勤劳动才使人们能衣着亮丽，使三月的洛阳真正艳丽似锦绣的。
黄莺在这里是被赞美的，它的勤劳换来了洛阳的美丽，而这里面如果没有春天的力量，鸟儿固然不会飞来编织锦绣，柳树的枝条也没有翠绿的颜色，织起来也就不会那么艳丽了。所以赞美黄莺其实就是在赞美春天的勃勃生机，赞美春天带来了万物的欣欣向荣。诗人心中对春天的崇敬之情，通过“多少功夫织得成”来表达，一句感叹将情绪宣泄了出来，和前面的诗句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这首诗善于用明暗的比喻。把柳莺的飞下飞上喻为莺梭，把它的“交交”鸣叫声喻作机声，把洛阳盛开的花儿喻作锦绣，这些比喻形象、生动、传神。在古代写景咏物的小诗中，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首。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