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薪自以为棋艺功成，天下无敌，然而“强中自有强中手”，店主婆媳不仅能在暗夜说棋，而且每招每势都是王积薪所不及，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艺无止境、因而“学”亦无止境道理，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虚心，要向内行人多多学习，有一点本领不要骄傲自满，学习提高是无止境的道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做人要谦虚谨慎，绝不可夜郎自大，故步自封。
故事以王积薪自负棋艺始，以其自认不足终，前后照应，不仅使故事情节完整，而且使王积薪这个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饱满。他的自负虽不足取，但遇到店主婆媳却能不保守、不嫉妒，这又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棋艺得以继续提高的条件。
陈维崧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继承宋代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出生于一个具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文学世家，少时享有盛名，被誉为“江左凤凰”。明亡入清后，漂零四方，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因而词作多具现实主义的深刻内容。这首词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什。
这首词反映了作者憎恶战争、盼望和平的美好心愿。开头“无聊笑捻花枝说，处处鹃啼血”两句，以悠闲轻淡的语调落笔，给人们展示了千紫万红、鲜花烂漫的春日景象。“无聊”二字，既点出了词题，又刻划了客观物景的艳丽夺目的意象。“鹃啼血”以杜鹃啼血来比拟杜鹃花红艳的色彩，而蕴含更深一层的意念。李山甫《闻子规啼》诗：“断肠思故国，啼血溅芳枝。”这一切似乎给人既带来愉悦又值得深思的感觉。
下两句笔锋陡转，“好花须映好楼台，休傍秦关蜀栈战场开。”恰似一声春雷，惊醒人们温馨的梦。“休傍”不但是作者正面的劝阻与否定，而且暗示着如念这芬芳艳丽的鲜花，并没有装点在和平的人们中间，西南之地仍是狼烟滚滚，战火未灭。据史料记载，清兵自入关后到建国初年，争夺战事一直纷纷扰扰。词人曾目睹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如1648年，清军大举进攻东南各省的抗清队伍，所到之处，杀从掳掠，“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尚钺《中国历史纲要》）。在作者晚年时，清统率军队又进军四川陕西一带镇压人民反抗。词人希望好花不要开遍在战场旁，正是这一现实的折射，同时又表现了他对战争的强烈谴责。
“倚楼极目深愁绪，更对东风语。”这里承上句，表现词人对战争的深切忧虑，由亢烈的情感转入如泣如诉的悲怆之中，“更对东风语”尤显得哀婉、凄切。既然倚楼极目更添许多愁绪，而又无人领略，只能面对东风而语，含意深远。结末两句，融情于景，耐人寻味。“好风休簸战旗红，早送鲥鱼如雪过江东。”温暖和煦的春风，不该为战旗而飘摇，应该是为人们送来雪白而鲜美的鲥鱼。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迦陵（陈维崧）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在这些词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现实和同情民生疾苦的词篇，此词成功之处正在着眼于现实，而感情的抒发，由激亢到舒缓，在平淡中见曲折，使全词抑扬顿挫而错落有致。《白雨斋词话》中称其词“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确有眼力。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这首词与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有着同样的含意和工妙。
这是一首构思奇特的小诗。题目是《得乐天书》，按说，内容当然离不开信中所言及读信所感。但诗里所描绘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接信时一家人凄凄惶惶的场面。诗的第一句“远信入门先有泪”，是说，诗人接了乐天的江州来信，读完后泪流满面。第二句笔锋一转，从妻女的反应上着笔：“妻惊女哭问何如。”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们的惊疑：接到了谁的来信，引起他如此伤心？这封信究竟带来了什么噩耗？妻女由于困惑，发而为“惊”、为“哭”、为“问”。可她们问来问去，并没有问出个究竟。因为，诗人这时已经伤心得不能说话了。于是，她们只好窃窃私语，猜测起来：自从来到通州，从没见什么事使他如此激动，也从未见谁的一封来信会引得他如此伤心。够得上他如此关心的人只有一个──白乐天。这封信，八成是江州司马白乐天寄来的了。
小诗向来以直接抒情见长，几句话很难写出什么情节、场面。元稹这首小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写出了场面、情节，却不直接抒情。他在四行诗里，画出了“妻惊女哭”的场景，描绘了“问何如”的人物对话，刻画出了“寻常不省曾如此”的心理活动，而诗人万端感慨，却只凝铸在“先有泪”三字中，此外再不多说。全诗以素描塑造形象，从形象中见深情，句句是常语，却句句是奇语。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其实，用常得奇者，岂止白香山为然，香山的好友元微之，早就越过这道“重关”了。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