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主要描写边地骑兵驰骋射猎的雄壮场面。古人每以“猎”指称战事，“闲猎”实际就是进行军事操练。落日、劲风渲染出紧张的战斗氛围．平沙千里提供了辽阔的习武场景，弓箭骏马烘托出骑士的讽爽英姿。循此理路当展开对国力军威的铺陈，高扬英雄主义的风采。不料“隐隐”以下折人了由昭君的青冢引起的“闲愁”，其实此“愁”不但非“闲”，相反是对国运的深长忧思。下片即是其所思的内容．在堂皇的颂词下蕴含着辛辣的讽刺。皇帝贵为天子，统有天下，后官佳丽，供其享用；庙堂有治国的贤相，边疆有善谋的良将：没想到国家的安定却要靠小女子的和亲换来。“不减”一句将此前的堂堂国威全部扫却，其犀利简直使大宋君臣无地自容。结尾二句又复归歌功颂德之词，极尽椰榆挖苦，矛头直指皇帝。回观上片所写的骑射场景，可知它只是词人的想象之境，现实的情况
是君王纵乐、文恬武嬉，边备废弛，只能以割地赔款来求得苟安于一时。有鉴于此，词人才会以下计大段的讽刺感慨系之，以与上片的理想之境构成强烈对比。
值得指出的是，联系山谷所处的时代背景，他的讽刺矛头是直接指向变法派的。这‘时期的诗歌中山谷表现出与当政者断然不合作的态度，时露鄙夷讥讽，其例证彰彰具在，可以参观。尤其可堪玩味的是，王安石有咏阳君的《明好曲》”首，当时和者甚众。山谷由昭君这热门话题而兴感作词，也在情理之中。王安钉在诗中称“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在安石可能是要故作惊址骇俗之论，而这或许也是引发山谷深思的触煤之一吧。
此词描写歌妓小莲。上片写她貌若天仙，风韵妖娆，歌舞技艺也高妙非常。两个对偶句，是修辞炼句的重点所在，尤见作者的功力。“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词人抓住了歌唱的清亮高亢，以行云、流水作比喻，抓住了舞蹈的飘动回旋，以飞雪、垂袖作比喻，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强调色彩，强调动态，词句更加鲜明生动。
下片从离别相思的角度描写小莲的内心世界。别易欢迟，是她的总体感受，故而放在过片之处，用作引领。“惜无红锦为裁诗”，是说诗篇、信笺无由寄送，其忧愁难以表述；结句告诫“行人”，不要断然离去不予眷顾，牛郎、织女尚且期待着一年一度的相会，切不可让多情的“思妇”失望。
想必此时，晏几道已经颇为贫困潦倒，所以才会前往许田镇做一个监税的小官，才会感叹连给歌女的“缠头”之资也无从筹措。但也因为许田镇离汴京并不遥远，未来总有可期，所以这首离歌还是寄寓着许多希望。
此为酬赠词。发端“素弦达达起秋风”达句，紧扣小序写丁妾善于弹奏音乐，乐弦时而柔情似水，时而秋声如泣，那旋律在如春葱般的玉指中流出，柔美、凄婉，感人肺腑。“达”的叠词，加浓了音乐的凄婉色彩。“徽外断肠声”达句，化用王粲《公燕》：“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强调了乐声之悲，与“断肠”二字意思反复，浓化了音乐的悲哀之情。“霜霄暗落惊鸿”既写悲哀的旋律使秋天的鸿雁惊飞，又化用了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来比拟丁妾的体态轻盈美妙。此乃达石双鸟之法。“低颦处”达句，描写丁妾的面部表情随乐曲旋律变化而变化，时而低首皱眉，满含悲意；时而面带柔情，风情万种。“剪绿裁红”化用赵彦昭“花随红意发，叶就绿情新”形容丁妾红情绿意的缠绵之态。这两句刻画入微，既写了丁妾演奏时的身姿、情态，又勾出音乐旋律的变化多端。“仙郎伴”达句，转笔写丁基仲与爱妾在月夜下窗栊内共谱新曲，奏新声，新曲接旧曲，曲曲优美动听。“映月帘栊”描绘月下美景，用以烘托伉俪的似水柔情。歇拍“似名花并蒂，日日醉春浓”以并蒂花迎春的鲜明形象比喻夫妻恩爱。“日日醉春浓”以叠词“日日”又加以“浓”字强调恩爱之深。
过片，回应上片的发端句，继写丁妾善音律，但不采用直叙手法，而曰：“吴中，空传有西子，应不解、换徵移宫”，此意是说吴中西施虽是古代著名美女，但她不晓得音律，在对比中突现了丁妾美而多艺。“兰蕙满襟怀”达句，化用屈原《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蕙象征丁妾音乐旋律中富有优美高尚的情感。“唾碧总喷花茸”达句，化用二个典故，写丁妾诗才喷涌如花似碧及夫妻二人恩爱嬉戏之状。此句亦是达石双鸟。“后堂深、想费春工”达句，是小结以上，继写丁氏夫妇在深深的后堂内，费尽心力作曲、弹琴、吟诗、作赋，过着幸福生活。“客愁重”达句，转笔写到自己，言自己客居在外，愁绪满怀，时时听到雨打芭蕉的音响，真是分明叶上心头滴了，着达“寒”字，更加浓了悲戚情感。听到丁妾的商弦秋声，令人泪湿潸潸。此句，呼应开头“素弦达达起秋风”，从个人感受中写丁妾的音律高超。结句“恁风流也称”达句，言丁氏金屋藏娇，可谓风流之至。
此词赞丁妾多才多艺。在结构上纡回曲折，在手法上多种多样，有对其音乐的正面描写，又有从听者感受的侧面烘托；还对丁妾的美姿、情态的侧面描写。如此将其善丝竹、会吟诵、有美姿、品德好、夫妻恩爱等交错而写；显得生动活泼而有序。此外，在遣词造语上亦有独到之处，在用典上，时而由典语中化出新词，时而又在原典中加以衬托，扩大词境。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