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床前帐”的咏物诗。诗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那架随风翩翩而动的帷帐，在床前已经挂了很久。它是诗人的嫁妆之一，当年，带着它来到夫家，如今，又要带着它回到娘家。把它解下来收藏在箱子里，不知何时还能再度挂起?
语气极为平淡，自然道来，不假任何雕饰，却达成了一个情意浓厚的境界。卧室之内，心情凄苦至极的诗人，对着相伴她多年的帷帐呆呆地凝视着。这是一架华丽的帷帐，它那翩翩的动态，勾起了诗人无限的回忆。二十多年来，在这用作遮掩的帷帐之内，包孕了多少爱情蜜意！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如今，主人再也不需要它了。“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仿佛帷帐成了知己，诗人对它絮絮叙说着衷曲，叙说着今与昔的一切。然而这些又有何用！抛开这割不断的思绪，赶快收拾行装吧！解下帷帐仔细地叠好，连同那二十多年的情与意一并锁入了箱子里。此刻，诗人又禁不住叹息着：它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被挂起来呢？
乍看起来，诗人是写对帷帐的深深同情，“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对帷帐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而细细想开来，这种同情与忧虑不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吗？自己青春年华已逝，这时被丈夫抛弃，何时能得到欢乐？又到哪里去寻找欢乐？因此，诗人只能自我哀怨，借咏叹帷帐来寄托自己遭遇的不幸。
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以不再被用的帷帐，象征被丈夫抛弃的诗人自己，以怨而不怒的笔调，借咏床前帷帐揭示自己的爱情悲剧，不失为一篇佳作。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整首诗都是想象，前两句写春夜的清冷孤寂，极力描写了其妻独居家中的寂寥，后两句想象其妻醒后想念自己的情景，通过对自己想象中的细节的刻画，描写出其妻期盼与丈夫早些相聚的心情。这首诗写的实际正是诗人思妻心切，可以说诗人是以思夫之心，表思妇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的前两句“酴醾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从大处落墨，极写其妻空闺寂寥。酴醾，作者用它来比喻其妻之“香梦”，一方面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也在着重强调：即便是这样甜美的梦，也害怕春寒寂寞的搅扰。更何况“翠掩重门舒，深锁空闰，又增加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气氛。这里的“燕子闲”有两重意思：其一，“闲”表示寂静，思妇“香梦”为“春寒”惊醒后，愁肠婉转，四顾寂寥，无可诉说，其二，“燕子护归巢为“闲”，鸟儿尚能雌雄相守，夜落归果，无形中把人的那种孤寂心情也就衬托得更强烈了。
接下来，作者又用“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两句诗写他妻子梦醒后思念丈夫，切盼与丈夫早些团聚的心情。前句诗用了两个细节：“敲断玉钗”和“红烛冷”。玉钗本为女子心爱之物，专用来梳妆打扮的。可是，由于丈夫久出不归，“首如飞蓬，谁为适容”，她竟慵自梳头，懒于打扮了。不仅如此，当她拿起了“玉钗”时，顿然间竟有无限的惆怅之情涌上心头，索性拿它来作为计算丈夫归期的工具，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想，一遍一遍地算，最后竟把玉钗“敲断”了。在这个细节中，作者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思”字，但思妇的那种心情却被刻画得那么突出，使人们仿佛能见到她的一脸愁容。同样，“红烛冷”一方面极言思妇“敲钗”时间之长，甚至燃尽红烛，天将破晓，另一方面还巧妙地暗示了女子红颜已老，青春将逝，由此更加衬托思妇的愁情满怀。
最后，“计程应说到常山”，既是点破思妇何以愁怀不解的句子——因为不管是“香梦”也好，“燕子闲”也好，“敲断玉钗”也好，作者尽管让思妇愁肠婉转，却并役有直说她是为了思夫才受了这样的煎熬，这句却以“计程”轻轻地点了出来，使诗意更加明确；同时，这句话又说明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作者在常山旅舍中想象的—这不仅因为“应说到常山”是一种猜测的口气，而这“猜测”让夫妇双方不谋而合，更增加了双方的思念之情，而且还因为前文中的厂“香梦”“重门”为女子所特有。至此，读者才真正弄清楚了“题邸间壁”与诗的关系：原来作者是以思夫之心，度思妇之腹。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