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