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用骚体赋形式,汉大赋的手法,虚构夸张地铺叙“大人”游仙,对跨乘的各种龙想像描写得尤其生动形象。先写“大人”不满人生短促,人世艰难,于是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然后分东南西北四方写遨游盛况,其中游西方见“西王母”几句通过仙人居住山谷形貌很瘦来劝诫求仙的;文末归于超脱有无,暗含对汉武帝好神仙之道的讽谏,同时流露了作者对于自己仕途进退的矛盾之情。全赋想象丰富,文字糜丽,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
纵观全文,此赋在结构、文句等方面拟则《远游》,但又有变异。
在结构上,《远游》始述“悲时俗之迫陬兮,愿轻举而远游”,然后述游求仙,从故乡“南州”出发,历东、西、南、北,又“周流六漠”,加之“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蝾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一段,最后归结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此赋袭用这一结构而先谓“世有大人兮……竭轻举而远游”,然后写“大人”从中州出发的东、南、西、北四方之游,文末袭《远游》“下峥嵘”四句而归结到“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在文句上,此赋造句于首尾袭用《远游》数句,但中间四游诸段则并不照抄,而是用辞赋家敷衍夸艳之笔写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赋应该是以《天子游猎赋》述游仙的“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数句为蓝本的,但因主旨不同而调整别构:“载云气而上浮”源自“扬节而上浮”;“焱风涌而云浮”源自“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而上假”源自“乘虚无”;“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后陵阳”以下一段源自“与神俱”。
在内容上,此赋之旨则在于求仙不足为喜,以讽武帝求仙之谬,与《远游》抒发恋土之情和自我排遣的寄托之意存在根本的不同。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概述南阳佳丽之地、巍峨武阙山的雄伟壮阔之景。
“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描绘一幅汉光武帝所管辖的市井繁荣,万商云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多居住于此,以突显出南阳商业发达、壮阔富饶。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紧扣前文,借南阳山川美景抒发情怀,继而联想到南阳英豪美女的事迹,继而从而触动李白内心处的赞赏情怀,歌咏南阳英豪。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丽华就是皇后阴丽华,是夸南阳美眉漂亮早已艳名远播。
“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描绘一幅美女清歌响遏流云、舞姿优游从容的美丽风景图,侧面点染出南阳乃国杰豪英,人杰地灵的地方。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讲述李白以诸葛亮自况感怀,自叹没有知己而因愁鬓斑。
综观全诗,前六诗句李白描绘了南阳山川形胜和繁华的市面景观:武阙山横亘,货币流通,商贾云集,楼高道阔,甲第连山。接着六诗句描写南阳风流人物的事迹:英豪,则有范蠡、诸葛亮;美女则有阴丽华、汉水神女。继而四句写南阳旅游观光之胜。清歌艳舞可赏,宛、洛可游,故冠盖络绎,走马呼鹰。最后二句以感怀为主,以诸葛亮自况,叹无知己,故而因愁鬓斑。诗的主旨是讲述诗人对南阳英豪的钦敬和仰慕,并以卧龙自比,以申用世之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李白最后借此抒发不得志之情,也是一贯风格。
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