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词咏写皇宫中夜醮后举行盛宴的场景，蕴含着对宋真宗求仙问道以及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全词运用铺叙手法，看似实录，实则褒贬寓于其中，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阕开篇“凤楼郁郁呈嘉瑞”一句直接描写宋真宗迎接祥瑞的情景。“降圣覃恩延四裔”，说明这次降圣节为赵玄朗“降圣”延恩殿一事而打的夜醮礼仪非常隆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史·礼志》的记载：“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府，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师张灯一夕。”接着“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两句表现祭台道场的庄严肃穆和皇宫宴会的热闹场景。虽然字里行间仿佛只是在进行实录，不包含任何褒贬，只是进行藏头露尾地讽刺揶揄，但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流露的是对于宋真宗耽于神仙之道的荒唐做法的强烈不满，而这些与史书印证，真宗一朝的政治之弊可见一斑。

　　下阕进一步描写宫中盛宴。“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是《宋史·礼志》所云降圣节的礼仪的诗意体现：“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降圣节赐宴百官，必须戴上延寿带入宫庆贺。“延寿带”与“保生酒”是降圣节所奉礼仪中所特有的必备之物。“几行鹓鹭望尧云”，形象地写出群臣依班排成行列，像鹓鹭那样进退有序，远瞻天颜的情景。“齐共南山呼万岁”，谓大家一齐山呼万岁，祝皇帝寿比南山，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一国之君臣”尊“圣”而“如病狂”的闹剧。

　　这首词跟柳永创作的其他四首与“天书”事件有关的《玉楼春》词一样，共同反映出来的是柳永对时政的密切关注，说明柳永早期之作并不限于风情，也有一系列涉及时政进献宫廷之作，这透露出他的希世求进之心，同时他在词中又隐隐地表露他对于当朝的态度：对宋真宗求仙问道的不满，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对当时这种昏聩朝政的不满。

　　这首通过写重阳节挂茱萸香坠儿的习俗抒发主人公的愁怨。词的内容中有对往昔重阳节的回忆，有对眼前处境的感慨，更多的是悲愁离恨。

　　上片开端“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两句写秋光渐去，而作者又没有能力挽留，而“满阶红叶”自然也唤不出“霜叶红于二月”的喜悦。句末的“暮”字，既写出了时光变化，又写作者心情黯淡，细味其内涵，又有慨叹自己光阴虚掷，又经一年之意。下接“又是”，一个“又”，透露出作者独处已非一年。重阳佳节，登台临谢，当是当年作者值得纪念和回忆的时节和地方，可今年，恐怕是“追插茱萸少一人”，只能独自登临。

　　下片再写暮秋景色，“菊花”是近观所见，“晚烟”一句写远望所及，形成一幅晚秋烟雨图画。结两句从听觉写，又闻新雁咽寒之声，雁是候鸟，一年一来回，照应了首句“秋光留不住”。在这嗈嗈雁声中，作者不禁想到自己无人作陪，只有“愁恨”相伴，而且年年如此。词在情景交融中结束了，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回味。

　　这首词通篇以写景为主，从“满阶红叶暮”到“晚烟笼细雨”，上下片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词谱》所载《谢新恩》的词虽然不止一种，但很少见像这首这样用仄韵的。刘继增《南唐二主词笺》注曰：“此阕不分段，亦不类本调，而他调亦无有似此填者。”所以历来对这首词分段和断句的异说颇多，莫衷一是。

　　这是诗人途经洞庭遇风路阻时所写的一首诗，诗歌描写了洞庭的风光，并于诗歌中寄寓了自己的伤春情怀。

　　“空江浩荡景萧然，尽日菰蒲泊钓船”，诗人因风大阻于洞庭湖边，举目远眺，但见与洞庭湖相连的江面上空荡荡的，天气阴沉，景物萧索，使人顿生抑郁之情，风大浪高，无法渡过洞庭，只得枯坐在钓船之内，尽日相伴的只有岸边的菰蒲。“尽日”二字，表明了诗人因风路阻而无法行路的无可奈何心情。首联通过空江的萧然景致与整日地面对菰蒲，一种寂寞抑郁的情感油然而生，为下面的进一步描写作了铺垫。

　　“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是写诗人坐在钓船内所目睹的舱外情景。诗人举目向青草湖方向望去，暮春三月的风特别大，湖面被吹得波涌浪翻，岸上的杨花也被吹得四处飞扬，迷蒙一片，把流入洞庭的河汊上空都给遮掩住了。这两句是描写洞庭湖边周围的萧然景致，是承接首联中所描绘的氛围而来的。一个“扑”字写出了柳絮逐风而舞的状态，极具动感。《唐诗别裁》注云：“夜泊洞庭湖港汉，故有‘绿杨花扑一溪烟’之句。否则风景全不合矣，玩末句自明。”一边是白浪层层，一边是白絮纷纷，水上陆上尽是白色，这种冷色调更添了几许凄凉。首句直接写风，连日的风使水面空空荡荡，足见风之大，而这两句则从侧面来写风之大，正是因为有风，才有“浪高”，才有“花扑”，前后两联从不同角度入手，将洞庭暮春风起时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

　　“情多莫举伤春目，愁极兼无买酒钱”，在首颔两联的写景后，颈联的这两句承上开始抒情。路阻于洞庭之滨，又遇上了不作美的天公，诗人感叹道，如果是个有着坎坷经历又极易感伤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切不可举目远眺，显然这是诗人自身的经验之谈，因为诗人已经远眺了并已生了伤春之心，而且更令其尴尬的是，愁闷已极的诗人此刻身上却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沽酒来解愁。沈德潜在《说诗语》中对律诗的五六两句是这样要求的：“五六必耸然挺拔，别开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须振起也。”这两句由景转情，确有别开一境、耸然挺拔的感觉。

　　“犹有渔人数家住，不成村落夕阳边”，诗歌的最后一联以景作结。诗人从自己的感伤情绪中摆脱出来，举目远眺，只见此刻已经夕阳西下，虽说景色萧然，但仍有几家渔人的房子，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远处，只是看上去不成村落而已。这里的零星房屋，远方的西下夕阳，同样也给人以萧然的感觉，当然，也是因风受阻于郊外的孤身旅人抑郁心理的折射。

　　该诗以景传情，以情染景，情景交融。这首诗中景物本身就含有不尽的情意，而诗人的悲愁又给景物罩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因此，饶有余味，绵绵不尽。在结构章法上，所见与所感交互递现，诗脉清晰，不失为一首有特色的律诗。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