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为心声，有至情之人，才能有至情之文。一首《鹧鸪天》，写悲感，写欢情，都是那样真挚深沉，撼人肺
腑，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虽然这首词的题材比较窄，不外乎伤离怨别，感悟怀旧，遣情遗恨之作，并没有超出晚唐五代词人的题材范围。小晏写情之作的动人处，在于它的委婉细腻，情深意浓而又风流妩媚，清新俊逸。白居易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抵不仅有情，而且情真。所谓“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易脱稿。”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醉桃花扇低风。
一个是殷勤地劝酒，一个是拼命地喝，为伊消得人憔悴。当年一夕初逢的倾心难忘，别后梦中的飘忽难寻，今宵突然重逢的恍惚难信，景境几转，人事剧变，一切都“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而重逢时的惊疑和惊喜之状也就自然而然，毫无忸怩作态。
多情似小晏，天下能有几何？小晏词工于言情而能真，故陈廷焯虽嫌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然又不能不称其措辞婉妙，一时独步。又言“浅处皆深”、“情词并胜”、“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让伊独步。”小晏善写风流之情，欢娱之境，醉极沉郁之致，荡气回肠之胜，又能表现出纯真无邪的品性，使人不觉其卑俗，不感其淫亵，虽百读之而不厌。这一点，小晏受五代词尤其是后主词的相当影响。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曰：“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把小晏、李后主、秦少游并称“词中三位美少年”，可见其三人之风格的确比较接近。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小晏之作，已然近之。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回忆相会时的欢乐肆意，酣畅淋漓，正是为了反衬钟情至深，相思至极，魂牵梦萦，不免寤寐求之。而梦中的相会终归是空，清醒后的相思却越更深邃，越彻骨。以至于当真正相会之时，分不清眼前是梦是真，害怕再次醒来更加痛彻心肺的相思。
小晏出身书香门第，不少婉雅佳言也化用了前人诗句。虽然前人言在，但是为己所用，和谐融贯，读来仍是自然生辉，更自有别一番情趣含蕴其中。梦的意境在小晏笔下，采用递进的方式，前一句的相思之情已是极限，后一句则递进一步，产生了循环往复的艺术效果，意象更为丰满。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晏几道以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典雅风格和“秀气胜韵，得之天然”的清丽词风冠盖一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云：“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辞婉妙，则一时独步。”陈振孙则赞曰：“其（叔原）词在诸明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气磊落，未可贬也。”毛晋在《跋小山词》中称小晏词“字字娉娉，如揽嫱、施之袂，恨不能起莲、鸿、苹、云，按红牙板，唱和一过”。可谓倾倒之至。而其“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的佳句，千百年来一直为世人所传唱，至今仍有凫凫不息的声韵。
三首诗中，其一既抒发了对忠君爱国但报国无门的屈原的爱慕、缅怀之情，又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伤忧苦之情
俞陛云在《诗境浅说》中说：“唐人五律，多高华雄厚之作，此诗以清微婉约出之，如仙人乘莲叶轻舟，凌波而下也。”他以“清微婉约”四字标举《楚江怀古三首》第一首诗的艺术风格，确实别具只眼。
秋风遥落的薄暮时分，江上晚雾初生，楚山夕阳西下，露气迷茫，寒意侵人。这种萧瑟清冷的秋暮景象，深曲微婉地透露了诗人悲凉落寞的情怀。斯时斯地，入耳的是洞庭湖边树丛中猿猴的哀啼，照眼的是江上飘流的木兰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涉江》），诗人泛游在湘江之上，对景怀人，屈原的歌声仿佛在叩击他的心弦。“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这是晚唐诗中的名句，一句写听觉，一句写视觉；一句写物，一句写己；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诗人伤秋怀远之情并没有直接说明，只是点染了一张淡彩的画，气象清远，婉而不露，让人思而得之。黄昏已尽，夜幕降临，一轮明月从广阔的洞庭湖上升起，深苍的山峦间夹泻着汩汩而下的乱流。“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二句，描绘的虽是比较广阔的景象，但它的情致与笔墨还是清微婉约的。同是用五律写明月，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李白的“梦绕城边月，心飞故国楼”（《太原早秋》），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都是所谓“高华雄厚”之作。而马戴此联的风调却有明显的不同，这一联承上发展而来，是山水分设的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田同之《西圃词说》），“广泽生明月”的阔大和静谧，曲曲反衬出诗人远谪遐方的孤单离索；“苍山夹乱流”的迷茫与纷扰，深深映照出诗人内心深处的撩乱彷徨。夜已深沉，诗人尚未归去，俯仰于天地之间，沉浮于湘波之上，他不禁想起楚地古老的传说和屈原《九歌》中的“云中君”。“屈宋魂冥寞，江山思寂寥”（《楚江怀古三首》之三），云神无由得见，屈子也邈矣难寻，诗人自然更是感慨丛生了。“云中君不见，竟夕自悲秋”，点明题目中的“怀古”，而且以“竟夕”与“悲秋”在时间和节候上呼应开篇，使全诗在变化错综之中呈现出和谐完整之美，让人寻绎不尽。
从这首诗可以看到，清微婉约的风格，在内容上是由感情的细腻低回所决定的，在艺术表现上则是清超而不质实，深微而不粗放，词华淡远而不艳抹浓妆，含蓄蕴藉而不直露奔迸。马戴的这首诗，可说是晚唐诗歌园地里一枝具有独特芬芳和色彩的素馨花。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