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十八拍》最早见于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相传为蔡琰作。蔡琰，字文姬,陈留（今河南札县）人，为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战乱中，为胡骑所获，南匈奴左贤王纳为妃子，生二子。十二年后为曹操赎回。她将这一段经历写成《悲愤诗》，五言与骚体各一篇，见于《后汉书·董祀妻传》。
《胡笳十八拍》的内容与两首《悲愤诗》大体相同。关于此诗的真伪问题，向有争论，欲知其详，可参看中华书局出版的《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从诗歌体制来看，与东汉末年的作品有相当距离，且诗歌内容与蔡琰生平亦有若干抵触之处，托名蔡琰的可能性较大。这里姑从其旧，仍署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胡笳，是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管乐器，其音悲凉，后代形制为木管三孔。为什么“胡笳”又是“琴曲”呢？唐代诗人刘商在《胡笳曲序》中说：“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此诗最后一拍也说：“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可知原为笳曲，后经董生之手，翻成了琴曲。
《胡笳十八拍》是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它的作者就是蔡文姬。欣赏此诗，不要作为一般的书面文学来阅读，而应想到是蔡文姬这位不幸的女子在自弹自唱，琴声正随着她的心意在流淌。随着琴声、歌声，我们似见她正行走在一条由屈辱与痛苦铺成的长路上。
她在时代大动乱的背景前开始露面。第一拍即点出“乱离”的背景：胡虏强盛，烽火遍野，民卒流亡（见“干戈日寻兮道路危”等三句）。汉末天下大乱，宦官、外戚、军阀相继把持朝政，农民起义、军阀混战、外族入侵,陆续不断。汉末诗歌中所写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等等，都是当时动乱现实的真实写照。诗中的女主人公蔡琰，即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被胡骑掳掠西去的。被掳，是她痛苦生涯的开端，也是她痛苦生涯的根源，因而诗中专用一拍（第二拍）写她被掳途中的情况，又在第十拍中用“一生辛苦兮缘别离”，指明一生的不幸（“辛苦”）源于被掳（即所谓“别离”）。
她在被强留在南匈奴的十二年间，生活上与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胡地的大自然是严酷的:“胡风浩浩”(第三拍),“冰霜凛凛”（第六拍），“原野萧条”（第七拍），流水呜咽（第六拍“夜闻陇水兮声呜咽”）。异方殊俗的生活是与她格格不入的：毛皮做的衣服，穿在身上心惊肉跳（第三拍“毡裘为裳兮骨肉震惊”）；以肉奶为食，腥膻难闻，无法下咽（第三拍“羯膻为味兮枉遏我情”，第六拍“饥对肉酪兮不能餐”）；居无定处，逐水草而迁徒，住在临时用草笺、干牛羊粪垒成的窝棚里（第六拍“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垒……草尽水竭兮羊马皆徒”）；兴奋激动时，击鼓狂欢，又唱又跳，喧声聒耳，通宵达旦（第三拍“鼙鼓喧兮从夜达明”）。总之，她既无法适应胡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能忍受与汉族迥异的胡人的生活习惯，因而她唱出了“殊俗心异兮身难处，嗜欲不同兮谁可与语”的痛苦的心声。而令她最为不堪的，还是在精神方面。
在精神上，她经受着双重的屈辱：作为汉人，她成了胡人的俘虏；作为女人，被迫嫁给了胡人。第一拍所谓“志意乖兮节义亏”，其内涵正是指这双重屈辱而言的。在身心两方面都受到煎熬的情况下，思念故国，思返故乡，就成了支持她坚强地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从第二拍到第十一拍的主要内容便是写她的思乡之情。第四拍的“无日无夜兮不念我故土”，第十拍的“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第十一拍的“生仍冀得兮归桑梓”，都是直接诉说乡情的动人字句。而诉说乡情表现得最为感人的，要数第五拍。在这一拍中，蔡文姬以她执着的深情开凿出一个淡远深邃的情境：秋日，她翘首蓝夭，期待南飞的大雁捎去她边地的心声；春天，她仰望云空，企盼北归的大雁带来的故土的音讯。但大雁高高地飞走厂，杳邈难寻，她不由得心痛肠断，黯然销魂……。在第十一拍中，她揭出示自己忍辱偷生的内心隐秘：“我非贪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得埋骨兮长已矣。”终于，她熬过了漫长的十二年，还乡的宿愿得偿，“忽遇汉使兮称近诏，遣千金兮赎妾身。”但这喜悦是转瞬即逝的，在喜上心头的同时，飘来了一片新的愁云，她想到自己生还之日，也是与两个亲生儿子诀别之时。第十二拍中说的：“喜得生还兮逢圣君，嗟别稚子兮会无因。十有二拍兮哀乐均，去住两情兮难具陈”，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坦率剖白。从第十三拍起，蔡文姬就转入不忍与儿子分别的描写，出语便咽，沉哀入骨。第十三拍写别子，第十四拍写思儿成梦，“抚抱胡几兮位下沾衣。……一步一远兮足难移，魂销影绝兮恩爱移”，“山高地阔兮见汝无期，更深夜阑兮梦汝来斯。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觉后痛吾心兮无休歇时，”极尽缠绵，感人肺腑。宋代范时文在《对床夜话》中这样说：“此将归别子也，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前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蔡文姬的这种别离之情，别离之痛，一直陪伴着她，离开胡地，重入长安。屈辱的生活结束了，而新的不幸：思念亲子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胡与汉兮异域殊风，天与地隔兮子西母东。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和虽广兮受之应不容。”全诗即在此感情如狂潮般涌动处曲终罢弹，完成了蔡文姬这一怨苦向天的悲剧性的人生旅程。
《胡笳十八拍》既体现了蔡文姬的命薄，也反映出她的才高。《胡笳十八拍》在主人公，即蔡文姬自己的艺术形象创造上，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即使在叙事上也是如此，写被掳西去，在胡地生育二子，别儿归国，重入长安，无不是以深情唱叹出之。如写被掳西去：“云山万重兮归路遐，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人多暴猛兮如狂蛇，控弦被甲兮为骄奢”，处处表露了蔡文姬爱憎鲜明的感情——“云山”句连着故土之思，“疾风”句关乎道路之苦。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主要地体现在感情抒发的突发性上。蔡文姬的感情，往往是突然而来，忽然而去，跳荡变化，匪夷所思。正所谓“思无定位”，甫临沧海，复造瑶池。并且诗中把矛头直指天、神：“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海北天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把天、神送到被告席，更反映出蔡文姬的“天无涯兮地无边，我心愁兮亦复然，”“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的心情。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很高，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艺术价值高，与蔡文姬的才高有关，蔡文姬的才高是由她的家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这首诗的首联先写道观外貌；颔联诗人想象水精帘内睡美人的姿态；颈联写诗人欲飞上天去，向天帝倾诉自己对睡美人的情感；尾联幻想可以变成一只粉蛾，帖死在屏风上欣赏睡梦中的美人。这首诗由物及人，写景又由外及内，采用烘托、比喻、白描、虚实结合等艺术手法来再现无望的情感，笔致曲幽，意蕴丰美。
“镀镊故锦縻轻拖，玉篦不动便门锁”描写女子居所的大门的景象，刻画幽居的特色，以此来衬托女子的心理状态和诗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景象华美冷寂，暗示出女子的身份和生活状态。她一定是位幽居的贵家女子，过着孤寂冷清、与世隔绝的生活。“拖”字貌似悠闲之笔，实际上是通过细节描写女子生活的孤冷；“不动”，烘托出环境的寂静清冷。这两句作用着笔全在于外观，用意全在于大门之内。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鬟鬏”承上句外观，由外而内，将镜头推到卧室。诗人并不直接回答水晶门帘之内正在做美梦的是何种女子，而是宕开一笔，将目光投向盛开的芍药花。在艳阳高照之下，美丽的芍药红光荡漾。诗人不说女子是谁，却借芍药之美，比喻正在眠梦之人的姿容风韵。这盛开的芍药与睡梦中的美女子有着天然的相似点，尤其是那种艳而不妖、美而不娇的姿容，形象生动传神。盛开的芍药还可以正面衬托女子之美，烘托环境的安静。这两句虽然都是实写，暗里却是虚实相生，别出一种韵致；虽是疑问，实为设问，突出美人的风韵。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紧承对芍药的描写，转写抒情主人公的追求与阻隔。“飞香”承上“栏药”。在诗人的幻觉中，那流光溢彩的红芍药似乎摇漾飘散出缕缕芳香，冉冉升天；自己的一腔春思也追随着“飞香”，想上天去一诉衷曲。然而云梯十二，天门九重，既高不可攀，更深不可入。这两句全用幻设之笔渲染追求之殷与阻隔之严。由此又引出了最后两句。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接五、六句无望之申告。这两句是在申诉天帝无望的情况下突发奇想，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解决相恋之苦，哪知这种愿望表达出来之后却让人感觉更加无望。充最后两句采用了诗人比较擅长的实虚结合手法来写苦情，比直接表达更有力量。
全篇所写的内容，不过一贵家女子日高尚娇卧未起，而水精帘外的男子，则徒怀想望之情而不能亲近。诗人人不取写实之法具体铺叙情节场景，描绘姿容情态，而是用象征暗示手法，着意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强烈意绪。开头两句写女子所居的封锁幽闭环境，即已暗透难以亲近的意绪。三、四句于“水精眠梦是何人”的设问之后宕开写景，更使“栏药日高红髲𩭝”的景象成为水精眠梦之人的绝妙象征。它既能引发读者的美好想象，又避免了直接刻画描绘极易产生的靡艳，而抒情主人公强烈的想望之情，也因此流光溢彩的栏药而得到更含蓄而充分的表达。“飞香”二句，强烈的想望又进一步发展为执着的追求。“飞香上云春诉天”的想象也极富美感。结尾用“粉蛾帖死屏风上”来象征绝望的相思，并不给人以阴冷之感，而是显示出一种炽热痴顽的感情的力度。这首诗词采华艳、想象奇幻，但没有李贺诗中那种艳中显冷的色调，感情是热烈而执着的。
这是一首送别诗，首联言“别”和新王朝官员赴任的气象。颔联写目的地的形势和人民见到汉族士大大的喜悦心情。颈联概括友人行程，遥想友人从容愉悦的心情。尾联推知友人定有思召和怀念朝廷之怠。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重臣分陕去台端，宾从威仪尽汉官。”从汪广洋写起，是因为沈某是以汪广洋幕府身份随行。首句先称赞汪广洋，也等于称赞了他的朋友沈左司。说汪广洋受到朝廷的重用，离开御史台出管陕西。随从的人都是当代的俊杰。“汉官威仪”典出自《后汉书》，这里用此典，既称赞了汪广洋等人即将出发的浩大声势，又切合明朝乱后新建的局势。第二联歌颂刚刚建立的明王朝。四塞，指陕西四面都是关隘，自古称四塞之地。如今已归入大明的版图。在元蒙统治下百年之久的人民终于又见到了自己汉人官员的服饰。
“函关月落听鸡度，华岳云开立马看。”写汪广洋此去一定会受到热情的欢迎，不像孟尝君当年靠鸡鸣狗盗之徒骗开城门才得以逃出。当他们从容渡过函谷关，驻马华山，遥望天空，乌云散去，心胸是何等开朗。
尾联写一行此去的终点是长安，而时代已经改变，当今明王朝的首都是南京，所以沈左司在长安定会回望江左，委婉地称赞了他的朋友为官在外而时刻把君王挂在心上。全诗开合有度，流转自然，不仅表达了送别的用意，而且透露出国家和平、统一的气象。
明初众诗人中，高启是最有成就的诗人，所谓“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首诗被清代沈德潜高度评价，沈论诗提倡唐诗的蕴蓄正大，而此诗气势宏大，敦厚雅正，用典妥帖自然，是高启学唐的代表作，也是应酬诗中难得的佳作。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
女皇的《制袍字赐狄仁杰》（《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第58页）一诗短小精悍，寥寥12字，达到了褒奖勋臣，树立典型，驾驭臣下的目的。
这是指公元696年，在契丹攻陷冀州的危机时刻，狄仁杰调任魏州刺史，以民生为要，提振军民退敌信心，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退兵，深得百姓爱戴，为其立了生祠；同时龙颜大悦，擢升其为幽州大都督，并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这一表彰，便收录在《全唐诗》中，名为“制袍字赐狄仁杰”。全诗四句十二字，既是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激励。前两句概括了狄仁杰的功绩，说他辅佐朝廷，志守清廉而勤政，后两句是要求狄仁杰率励朝中大臣，要他居宰相之位，激励大臣们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勤勉施政，又对狄仁杰给予厚望，成为武则天心目中选拔高管的标准版本。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