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闺怨之词，难度颇大。但作者在这首短词中，却用简洁而又优雅的笔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些类似于《牡丹亭》中杜丽娘式的少女形象。她的伤春情绪，她的不甘于深锁闺房的反抗精神，以及她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留恋，就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词从暮春景色写起。“鸠雨细，燕风斜”二句，用笔极优美，一上来就给人以美的享受。词人将细雨斜风倒装成雨细风斜，将意思的重点落在“细”字、“斜”字上；再加以“鸠”字、“燕”字缀成“鸠雨”、“燕风”，又巧妙地给风雨赋予了季节的特点。将雨时鹁鸠鸣声急，故有“鸠唤雨”之说，诗词中常二字连用；鹁鸠在古时亦称布谷鸟。布谷催耕，常与连绵的细雨连在一起。燕儿的飞翔，又常与春风“作伴”。所以上面六个字，准确、形象地交代出了暮春的季节特点，为后文点明“春悄”之“春”字，作了铺垫。不仅如此，布谷鸟在细雨中自由地鸣叫，小燕子在斜风中快乐地起舞，这声音与动作，又和下文“春悄谢娘家”的幽静、寂寥，形成了对比。谢娘，原指东晋王凝之妻谢道韫；这里借以暗示词中的女主角是一位贵族人家的才女。试想，窗外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发的春景，而屋内却是一片闷沉的气氛（更何况，被深锁于此的又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姑娘），所以女主角那种爱慕大好春光、不甘被锁深闺的心理，就含蓄而丰满地写出了。从这三句中就不难见到作者用心之深，下笔之细。
接下两句，一反上面那种隐而不露的写法，而出以“怨语”：“一重帘外即天涯，何必暮云遮”？时光已抵傍晚，天又不放晴，一块浓重的暮云更遮断了少女凝望天边的视线，故而她就发出了怨恨之语。意思是：一重帘子就已将我阻隔在深院内室，使得帘外之近竟变成了“天涯”之遥，更何况天上还有重重乌云来遮隔呢？从这两句来看，在她内心深处，藏有一个“心上人”的影子。她想要与他会面，奈何家规和礼教绝不允许这么做，怨恨之极，只得从“尤人”发展到了“怨天”——但出于大家闺秀的身份，她却又不能直言其埋怨父兄之情，只能将一股怨气尽撒之于帘子和暮云。这其间的曲折三昧，尽在文字之外。于此亦可见得作者揣摸和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深湛功夫和高超技巧。
既然心中充溢着怨恨，那么她必然会有所反抗。但是她缺乏勇气和机会，因此只能采取比较“消极”和婉转的反抗形式。“钏金寒，钗玉冷，薄醉欲成还醒”以及“一春梳洗不簪花”这几句就是写她的这种“消极反抗”。摘下了手臂上的金钏，拔下了头发上的玉钗，甚至一整个春天都不愿插花打扮，这实际是暗示自己“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卫风·伯兮》）的心意，同时又是向她父兄的一种“抗议”行动。可是，她的这种举止行动并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父兄并没有让她走出深闺，而所怀的恋人也并不能因此而得见，所以她又一次堕入了痛苦之中。
“钏金寒”的“寒”字，“钗玉冷”的“冷”字，就反衬了她得不到安慰与温暖的失望心理。而“薄醉不成还醒”更表明她内心的苦闷远非醉酒所能排遣。最妙的则还在词尾：尽管她一春不愿簪花打扮，然而却吐出了一句“真话”：“孤负几韶华！”意思说：让一年的春光白白流逝，让一年的鲜花白白丢抛，从真心而言，实在又是舍不得的。“韶华”与“孤负”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极为沉重，内蕴又极为丰富。它所表达的，就正是柳梦梅对杜丽娘所唱出的感叹：“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因而，极能代表封建社会中广大青年妇女（特别是有才之女）所普遍怀有的悲剧心理，具有相当深刻的典型意义。这是此词更深一层意思。
这首词的题材内容虽跳不出一般婉约词描写“春思”、“闺怨”的窠臼，但从它所写到的反抗心理和悲剧心理来看，却又不乏某种新意。它从常见的怀人进而写到了对于命运的怨叹，又写到了对于人生的肯定，都显示了思想内蕴之深厚。
首句发问，初看好像问得没有道理。词人的家园在北京，任何一条大路都能通向北京，无需问得。要知道在词人心目中，因为爱妻已死，今日的家园，已非昔日的家园。也就是说，要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无路可通。由于心中忧伤，眼前所见的青山绿水，也都染上了一片愁容，变成了残山剩水。这时凄冷的春天已过，到了初夏割麦的时节。
下片谓去年这时节开的花，在古诗词中，“花”有时专指牡丹，想必又将把新萌放，因而想起词人过去与妻子在花前月下所过的恩爱时光，但这一切已不堪回首。最后二句以议论作结，谓今年的东风，纵使能像去年的东风一样地吹，今年的花能像去年的花一样地开，而心爱的妻子再不能死而复生，过去的恩爱岁月不可能再有了。
全词写词人与妻子的再一次分别，词人在“残山剩水”的旅途之上，生发出了痛苦的相思之情。全词用的全是平淡语，结句似也无甚新意，但全都凸显词人心境的悲凉。
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