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店旧曾来托宿，支颐今觉顿销魂。
故人委蜕荒春草，倦客空怀合暮云。
古木阴连藏小隐，招呼无复笑迎门。
问店旧曾来托宿，支颐今觉顿销魂。
故人委蜕荒春草，倦客空怀合暮云。
古木阴连藏小隐，招呼无复笑迎门。
贺铸这一首词就抒写了词人报国无门、功业难成的失意情怀。
“缚虎手，悬河口”均借代人才。手能暴虎者为勇士，可引申为有军事才能的人；口如悬河者为谋士，可引申为有政治才干的人。倘若逢辰，这样的文武奇才当高车驷马，上黄金台，封万户侯。可眼前却穷愁潦倒，车不大，像鸡窝，马不壮，像饿狗。“车如鸡栖马如狗”极形车敝马瘦，与“缚虎手，悬河口”的夸张描写适成强烈对照，不平之气溢于言表。以下正面申抱负，写感慨：“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白纶巾亦犹白衣之类，为未出仕之人所著。黄尘指京城的尘土，黄庭坚《呈外舅孙莘老》诗：“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任渊注引《三辅黄图》：“长安城中，八街九陌。”这六字两句参用陆机《代顾彦先赠妇》“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之意，谓白衣进京。结合下句“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谓此行不知可否取得富贵。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诗题说“入京”，诗句说“游说万乘（皇帝）”、“辞家西入秦”，皆贺词“扑黄尘”注脚。词径取李诗末句，而易一字增二字作“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虽自负而带一种傍徨苦闷情态，与李白的仰天大笑、欣喜如狂不同，读来别有意味。以下“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则袭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原句。但原辞是通过汉魏易代之际铜人的迁移，写盛衰兴亡之悲感，言天若有感情天也会衰老，何况乎人。此处则紧接上文抒写不遇者奔走风尘，“天荒地老无人识”的悲愤。以上从志士之困厄写到志士之牢骚，继而便写狂放饮酒。做了侠义之事不受酬金，像“雷颠”一样；唯遇美酒则不问价。李白《行路难》云：“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干”，写出不趋名利，纵酒放歌，乘醉起舞，一种狂放情态。其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愤，但写得极有气派，使词情稍稍上扬。
简言之，此词上片由愁写到酒，而下片则由酒写到愁。过片极自然。不过上片所写的愁，主要是志士失路的忧愁；而下片则转出另一重愁情，即人生短促的忧愁：“酌大斗，更为寿，青鬓长青古无有。”词情为之再抑。以下说到及时行乐，自非新意，但写得极为别致。把歌舞与美人打成一片写来，写笑以“嫣然”，写舞以“翩然”，形容简妙；“当垆秦女十五”云云是从乐府《羽林郎》“胡姬年十五，春日正当垆”化出，而“语如弦”三字，把秦女的声音比作音乐一样动人，新鲜生动，而且不必写歌已得歌意。这里极写生之欢愉，是再扬，同时为以下反跌出死之可悲作势。汉武帝《秋风辞》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曲虽成“遗音”，但至今使人记忆犹新，觉“事去千年犹恨促”。由于反跌的作用，此句比“青鬓长青古无有”句更使人心惊。于是作者遂生出“揽流光，系扶桑”的奇想。似欲挽住太阳，系之于扶桑之树，“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这种超现实的奇想，都恰好反映出作者无法摆脱的现实苦闷。“志士惜日短”，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最易感到生命短促、光阴虚掷的痛苦。·所以下片写生命短暂的悲愁，与上片写志士失路的哀苦也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行路难”的题意也已写得淋漓尽致了。不料最末一句却来了个大转折：“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前面说想留驻日光，使人长生不死，这里却说愁人情愿短命；前面说“事去千年犹恨促”，这里却说一天的光阴也长得难过。一句几乎翻转全篇，却更深刻地反映出志士苦闷而且矛盾的心情，将“行路难”的“难”字写到入木三分。
全词艺术特点有三：“词别是一家”，在当时是很流行的看法，而这首词却写得像诗中的歌行体。“行路难”本就是乐府歌行的题目，此其一；《小梅花》的调式也很特殊，以三字句、七字句为主，间用九字句，“三三七”、“三三九”、“七七”的句式交替使用，句句入韵，平仄韵互换，都与歌行相近，此其二；大量化用前人歌行诗句，其中以采自李白、李贺者为多，此其三。贺铸曾说：“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厨密《浩然斋雅读》引贺语），可见善于隐括前人诗意或化用前人诗句，是贺词的一个艺术特点，此词表现很突出。
全词表现作者于失意无聊纵酒放歌之际，既感乐往悲来、流光易逝，又觉愁里光阴无法排遣的矛盾苦闷心情，但却用刚健的笔调、高亢的声调写成，章法上极抑扬顿挫之能事，行文上跌宕生姿，属于贺词中的幽洁悲壮之作，在北宋词坛上也是很突出的作品。
这首诗首六句是第一段，追叙诗人一直在望月，不但望日望月，新月时也在望，怀人之思深矣。“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二句写新月初生，细小弯曲而柔弱娇美，如玉钩般晶莹剔透的月牙，开始出现在西南楼的方向。以下又以“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二句承接上文，继续写新月的将落。此二句说新月将落时，那弯曲细长而娟美的新月转而照射在东北面的台阶上。以下二句则总写新月，初生新月光线柔和微弱，所以似乎被带有珠饰和琐形花纹的窗帘所遮隔。这里“蛾眉映珠栊，玉钩隔琐窗”二句，把无形之光线当作有形之物体来写，形象生动而富有实体感。这种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初生新月娟美柔弱、犹如病态美人婀娜多姿的形态细腻传神地活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许多可以想象的审美空间，取得了良好的审美效果。
中间六句是第二段，写眼前月圆的实景。“三五二八夜，千里与君同”，笔锋一转，由初生新月写到望日之月。读至此，方使人悟到以上六句所写是追叙，其目的正是以新月和眼前望日之月作对比。新月光线柔弱，恐难以照远，不能和远方的“情人”共赏，而今正是月圆光满之时，正好与对方隔千里而共度此良宵。引出怀人之思，为下文的厌倦客游生活埋下伏笔。“夜移衡汉落”，承上继续写眼前景，并交待时间。北斗星转换了方向，银河众星也逐渐稀疏，表示夜已很深，交待赏月已久。“徘徊帷户中”，笔锋又转到玩月，写月光缓慢地照进屋中。此句又一次采用了以实写传虚景的手法，把月光的移动比作人的徘徊，富于感情色彩，也暗示了诗人当时的忧愁心绪。“归华”二句，转写月光照射下的官廨中残花败叶景象，并由花叶的过早为风露所摧残凋零，转而进一步引起下文的身世之感和对现实状态的忧怨。“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可谓律诗佳联。
诗后十句是第三段。“客游厌苦辛”二句，是由上文的残花败叶的凄凉景象转到自身倦于客游仕官生活的感受，过渡自然和谐。由于厌倦了这种如飘尘般的不稳定生活，所以诗人自然而然地闪现出“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的想法。二句说乘这公务繁忙之后的休假日及时地休息宴饮。“宴慰及私辰”句比较巧妙，既照应了题目的玩月，又自然地向下文的写赏月时的宴饮过渡。
“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承接上文“宴慰”，此二句写赏月时用优美动听的音乐来娱悦身心，消除不快。同时又暗用典故，表示自己志趣洁白高尚，知音者少，照应上文“千里与君同”，又为结尾的“留酌待情人”埋下伏笔，具有多重作用。“肴干酒未阕，金壶启夕沦”，仍就眼前而说，上句说玩月而饮，肴菜已尽而饮兴正浓；下句照应“夜移衡汉落”，“金壶”，即铜壶，又名漏，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工具，此说上面铸有金人的夜漏已尽，天色将明，又一次交待时间。末二句承“启夕沦”，写天色将明而不得不结束这次的赏月，但临行而又止，欲留下来等待与“情人”共饮。表示对玩月之夜的无限留恋和对知音的深切怀念，与“千里与君同”相呼应，发人深思，余味无穷。
这首诗遣词造句形象生动，特别是前二段，把新月初生的灵幻光景和公廨处景物描绘逼肖。钟嵘《诗品》说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辞”，又说他“贵尚巧似”，此诗可算是典型的例子。此外，此诗风格清丽柔弱，在诗人“操调隐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敖陶孙《诗评》）的总体风格中可算是别具一格的作品，但后代有人把它和宫体诗相并论，却是失之偏颇的过激之辞。
此词上片写自己在月夜凭栏远望，思念友人，希望友人早日归来。在思念中微蕴年华凋零的身世之感。白衣朱栏，色彩明艳，形象鲜明。细品这词，颇有意味，善于用典的纳兰，仍旧在短词之中，巧妙化用了前人的语句。词中上片的首句就是取白明代王彦泓的《寒词》十六之一，文曰：“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栏干。”
下片借以大雁这一意象来抒发苦等书信的一味相思。大雁有典，取自《汉书·苏武传》。因而有了鸿雁传书一说，大雁这个意象也在诗歌中蔓延起来。文人写雁，用以表达思乡怀人的情思。最后，末句引用宋时晏几道《采桑子》：“秋来更觉销魂苦，小字还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秋来销魂之苦，苦之深，思之切，叫人乱了心绪，坐想行思，怎也无法躲避开这纷乱的回忆，对故人的相思。怎得想看似旧时，怀念过去之人深切苦楚，可如何能回到旧时的时光，不再为这时光渐远而伤怀叹息？恐怕时光的脚步还是听不见他心底恰似痴狂的呐喊，无法让他如愿穿梭回到过去。
“一味相思”是这首词主旨，全词围绕此句展开二词平语浅，文不甚深，但是行文流美深婉，刻画细腻。
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寒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甲退役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道路崎岖，又饥又渴；但边关渐远，乡关渐近。此刻，他遥望家乡，抚今追昔，不禁思绪纷繁，百感交集。艰苦的军旅生活，激烈的战斗场面，无数次的登高望归情景，一幕幕在眼前重现。此诗就是三千年前这样的一位久戍之卒，在归途中的追忆唱叹之作。其类归《小雅》，却颇似《国风》。
全诗六章，可分三层。既是归途中的追忆，故用倒叙手法写起。前三章为一层，追忆思归之情，叙述难归原因。这三章的前四句，以重章之叠词申意并循序渐进的方式，抒发思家盼归之情；而随着时间的一推再推，这种心情越发急切难忍。首句以采薇起兴，但兴中兼赋。因薇菜可食，戍卒正采薇充饥。所以这随手拈来的起兴之句，是口头语眼前景，反映了戍边士卒的生活苦况。边关士卒的“采薇”，与家乡女子的“采蘩”、“采桑”是不可同喻的。戍役不仅艰苦，而且漫长。“薇亦作止”、“柔止”、“刚止”，循序渐进，形象地刻画了薇菜从破土发芽，到幼苗柔嫩，再到茎叶老硬的生长过程，它同“岁亦莫止”和“岁亦阳止”一起，喻示了时间的流逝和戍役的漫长。岁初而暮，物换星移，“曰归曰归”，却久戍不归；这对时时有生命之虞的戍卒来说，不能不“忧心烈烈”。后四句为什么戍役难归的问题作了层层说明：远离家园，是因为玁狁之患；戍地不定，是因为战事频频；无暇休整，是因为王差无穷。其根本原因，则是“玁狁之故”。《汉书·匈奴传》说：“（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云云。”这可视为《采薇》之作的时代背景。对于玁狁之患，匹夫有戍役之责。这样，一方面是怀乡情结，另一方面是战斗意识。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其实，这也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第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玁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玁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毛序》根据这两章对军旅生活的描写，认为《采薇》是“遣戍役”、劝将士之诗。这与诗意不符。从全诗表现的矛盾情感看，这位戍卒既恋家也识大局，似乎不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因此，在漫长的归途上追忆起昨日出生入死的战斗生活，是极自然的。
笼罩全篇的情感主调是悲伤的家园之思。或许是突然大作的霏霏雪花惊醒了戍卒，他从追忆中回到现实，随之陷入更深的悲伤之中。追昔抚今，痛定思痛，不能不令“我心伤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写景记事，更是抒情伤怀。个体生命在时间中存在，而在“今”与“昔”、“来”与“往”、“雨雪霏霏”与“杨柳依依”的情境变化中，戍卒深切体验到了生活的虚耗、生命的流逝及战争对生活价值的否定。绝世文情，千古常新。现代人读此四句仍不禁枨触于怀，黯然神伤，也主要是体会到了诗境深层的生命流逝感。“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加之归路漫漫，道途险阻，行囊匮乏，又饥又渴，这眼前的生活困境又加深了他的忧伤。“行道迟迟”，似乎还包含了戍卒对父母妻孥的担忧。一别经年，“靡使归聘”，生死存亡，两不可知，当此回归之际，必然会生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唐宋之问《渡汉江》）的忧惧心理。然而，上述种种忧伤在这雨雪霏霏的旷野中，无人知道更无人安慰；“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全诗在这孤独无助的悲叹中结束。综观全诗，《采薇》主导情致的典型意义，不是抒发遣戍役劝将士的战斗之情，而是将王朝与蛮族的战争冲突退隐为背景，将从属于国家军事行动的个人从战场上分离出来，通过归途的追述集中表现戍卒们久戍难归、忧心如焚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周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感。《采薇》，似可称为千古厌战诗之祖。
在艺术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被称为《三百篇》中最佳诗句之一。自南朝谢玄以来，对它的评析已绵延成一部一千五百多年的阐释史。王夫之《姜斋诗话》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和刘熙载《艺概》的“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已成为诗家口头禅。而“昔往”、“今来”对举的句式，则屡为诗人追摹，如曹植的“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颜延之的“昔辞秋未素，今也岁载华”（《秋胡诗》之五），等等。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