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第一首诗以悲情起句,遣词造句处处含悲。“野哭”、“病眼”、“苦思”、“霜重”、“残灯”、“孤舟”诸语,无不充满冷寂愁郁的色调,望而生悲。当然,诗人如此惆怅郁结是有特定的时空背景的。写作此诗时,正值除夕之夜。除夕是一年的终结,站在这个时间点上,不免让人心生岁月如流、人生易老之叹。苏轼说洗过头后,感到头轻发疏,就是这个意思,此其一。其二,除夕是合家团圆,共享天伦的最重要节日,但诗人却受命在外,远离故土,思乡之情、羁旅之意油然而生。其三,诗人彼时迁谪出京在杭州任职,是由于与改革派的王安石政见不合所致,命运多舛,仕途偃蹇的忧伤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有机会就会喷薄而出。这种情怀在第二首诗中展露得更明显。万家合欢的除夕之夜,诗人独在异乡,饱受严寒,辗转难眠,触景生情,歌哭皆悲。不过,这首诗也不尽是悲情。末尾两句,诗人写他从残灯的一线光亮和小舟的一夜托身里,感受了一丝的温暖和美好,所以他要感谢它们,这就是苏轼的超迈之处了。这其实也是下文写自己的豁达乐观张本。
第二首主要写政治上的失意。首句“南来三见岁云徂”,三年之中,诗人虽然不断上陈己见,无奈与当权者多有不合,终不能回朝。诗人由此感叹恐怕自己一生都要在谪居在外,奔走宦途了。第三句写是年老心境:人老了,就不想看新的年历,怕勾起对年华流逝的伤感。第四句中诗人自比“旧桃符”。桃符是民间新年时悬于门户、用以辟邪的桃木,上面刻有传说能食鬼怪的神荼、郁垒二神的形象,一般是一年一换。“拟学旧桃符”暗指诗人要抛却不如意的仕途。这当然是一时之意。五六两句写自己的老态。而诗人以“老”、“病客”自称,实际上是就心境而言的,因为在年龄上他当时才38岁。末尾两句是全篇之眼。诗人一扫前面的郁闷,表示要用“穷”和“愁”换取长久的健康,要屠苏酒来迎新年。正月初一饮屠苏酒是一种习俗,饮用的顺序是自少至老。诗人说“不辞最后饮”,表明他不以岁月流逝为意,以豁达乐观待之。以此观照开篇,更见苏轼豪放旷达的情怀。
这两首诗是羁愁之文,构思精巧,落墨不俗,收束更是出人意表。诗人用笔老成,写景抒情,形象深致,曲折顿挫。
这首诗中表现出诗人傲岸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嶙峋的风骨。首联写登上高楼,于云烟弥漫之中追怀历史、遥想古人,借古伤今,气氛凝重。中间两联回到现实,写眼前所见所闻,这两联视野开阔,人与物浑融无问。诗人把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寓于精炼的景物描写之中:颔联写霜后“争出”的峭拔山峰和凌霜盛开的菊花,表现出作者不畏政治风霜的嶙峋风骨;颈联则以“解带西风”的举止和暮色中挺立的青松,透射出自己从容面对政治风雨的那份潇洒和从容。尾联遥想冬日重游,气象恢宏,群山银妆素裹冰清玉洁之态,仍是以景物暗喻人品。诗写得神完气足,潇洒道劲,景物描写形象鲜明而意味深长。
作者登上此楼,站立楼头,纵目四望,滁州城外群山环绕,云雾从山中腾涌而出,将滁州城重重缭绕起来,使整座城池如在仙界一样。
李德裕对嵩洛感情深厚,视之为第二故乡。他是一代英才,功业赫然,却不幸遭遇朋党之祸,先是被贬滁州,最终客死海南。他在滁州时建造了这座楼,而且给它取名为怀嵩楼,就是为了表达对嵩洛的深深怀念。欧阳修年轻时也曾在洛阳做官,常与朋友们畅游嵩洛一带名山大川。后来他也常常想起这段壮游,对嵩洛怀有极深的感情。造化弄人啊,没想到两百年之后,命运把他与李德裕联系在了一起,二人命运遭际竟然如此相似。他也被人指控与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祸乱朝政,也被贬滁州。此时此刻,在这怀嵩楼上,引发了他怀人追往的感慨。
从内容看,首联写滁州城云遮雾绕,虽然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重重的云烟却也叫人艰于呼吸。“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不禁感慨万端。感慨之后,不由想起和自己有着相似经历和命运的李德裕。
颔联写得最妙,秋风瑟瑟,“无边落木萧萧下”,可群山却争相露峥嵘,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是谁也扼杀不了的。面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野菊花,即使没有陶渊明那样闲情逸致,不妨对菊举杯,来个“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颈联写诗人面对凛冽的西风,解带披襟而笑纳之;耳闻悲鸣的画角,却无“城上斜阳画角哀”之凄凉。红日西坠,倚着栏杆,“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诗人突然吟起沈约的《寒松》:“梢耸振寒声,青葱标募色。疏叶望岭齐,乔干临云直。”
尾联和林逋的《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出于同一机杼,但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秋风秋雨愁杀人”,这算不了什么,哪怕是“雪压冬云百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数九寒冬也吓不倒,诗人还要邀上几个肝胆相照的朋友,再来怀嵩楼,看“积雪浮云端”,看“琼树似新裁”,这才叫做“如今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
从艺术特点看,这首诗的好处,不止境界高远,风格遒上;即以写景而论,同样是自然流畅而又层次分明的。全诗以“感”宇入题,以“兴”字结穴。“云烟”是俯瞰负郭之景,“霜林”是平视远处之景;“野菊”写楼下景物,“解带西风”写楼上风光。“斜日青松”是“倚栏”所见;踏雪看山是登临所想。前六句写所见所感,是实写;后两句设想来朝风物,是虚写。摄景的角度不断变换,或俯或仰,时远时近,有实有虚,描绘了开阔深远的画面,画幅中凝聚着傲岸昂扬的精神。陆游与欧阳修一样,有似火肝肠,如山意志。
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