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南风歌》相传为舜帝所作。《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古今乐录》曰：“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史记·乐书》曰：“舜歌《南风》而天下治，《南风》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明初，晋王朱（木冈）展扩太原城，新增修大南门，取《南风歌》之意，原南门命名为承恩门，即辛亥革命后的首义门，新南门命名为迎泽门。

　　此诗前两句始见战国尸佼的《尸子·绰子篇》，全诗始出三国魏王肃收集编撰的《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家语》是王肃伪托之作，今人因而怀疑《南风歌》也是后人伪作。舜为传说人物，其“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很可能是小说家笔法。不过据考证，《南风歌》自战国后已广为人知。今人逯钦立指出:“《史记》已言歌《南风》之诗。冯衍《显志赋》又云咏《南风》之高声。步骘《上疏》亦言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俱证《尸子》以后，此诗传行已久。谓为王肃伪作，非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王力则从音韵学的角度指出：此诗“以‘时’‘财’为韵，这种古韵也决不是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的”（《汉语诗律学》）。当然，这首句式整齐、诗语明朗、抒情优美的《南风歌》，也不可能是舜帝时代的原作，而是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了后人的加工和润色的。

　　全诗四句，但情思复杂。它借舜帝口吻抒发了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因为，清凉而适时的南风，对万民百姓的生活是那样重要，那样不可缺少。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这是就苦夏的日常生活而言。赤日炎炎，暑气如蒸，百姓怎能无怨？而南风一起，天气转凉，万民必有喜色。所谓薰风兼细雨，喜至怨忧除。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熏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就是表达了这种情怀。“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清凉的南风可以解民之愠，适时的南风则可以阜民之财，由日常生活转而到收成财物，诗意更进一层。《礼记·乐记》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可见，“南风”的“阜民之财”比之“解民之愠”更为重要，也更为令人祈盼。因此，前人大都从这方面来阐释诗旨。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史记·乐书》）王肃也说:“《南风》，育养民之诗也。”概言之，《南风》之歌，即赞颂“南风”煦育万物、播福万民的恩泽之歌。

　　善读诗者，当悟诗外之旨。其实，先民们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也正反映了他们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热烈虔诚的赞颂里，潜藏着忧郁无奈的心情。不过，由于对“南风”的赞颂和祈盼，是通过拟想中的舜帝口吻表达的。因此，经后世儒家诗评家的阐释，“南风”逐渐具有比兴之意，并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象征意象；历代诗人也常以“南风”来称颂帝王对百姓的体恤之情和煦育之功。在古代诗歌语词中，“南风”是最具美颂色彩的意象之一。

　　在艺术形式上，诗句错落，诗节对称；押韵讲究，重章复唱；辞达而意显，声曼而情婉，这是《南风歌》的主要特点。这种类似楚辞格调的艺术特色，同它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加工润色的“第二重创作”，有着密切关系。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诗，呈给友人，是用以互相勉励之意。

　　开篇二句叙述移栽柏树的原因，言辞极为朴实、淡雅，颇有古韵。“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以如此恬静、闲适的笔触引领全文，令人如处炎炎夏日，避身于柏树浓阴之下，一股清凉之气溢满全身，令人心驰神往。

　　颔联二句是诗人对这株柏树命运的叹惜：“不曾台上种，留向碛中栽。”很明显这是诗人引以自喻，即自己不能被任用于朝堂，只好兀兀效力于边塞。其实，柏树无论栽于何处，那“青青”秀色是不变的，也正如诗人不论身处庙堂之高还是居身于边塞之远，都能时时以报国为己任，其高风亮节如翠柏常青，千载而后浓阴仍能荫庇后人。

　　“脆叶欺门柳，狂花笑院梅”二句运用了拟人和倒装的修辞手法，十分生动传神地表达了诗人对那些窃居高位，却不思加强自身修养、为国为民，只是一味地饰言媚上、互相倾轧、争权夺势的无耻之徒的蔑视与嘲笑。

　　最后，“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夸赞柏树有四季常青的优良品质，足以傲视严寒。同时也是诗人自明心志，表达了任何挫折困难都无从磨灭自己一心为国的志向。

　　全诗清新、秀雅，颇有建安风骨之气象。先写移栽的原因，饱含着对柏树青葱本色的赞赏；承此而叹惜柏树的命运，又蕴涵对其不弃沙漠之地，仍然茁壮成长的钦佩之情，转而贬斥杨柳与梅花的无聊、纤弱，更衬出柏树的不同凡响；最后高扬柏树的岁寒本色。全诗的意境也同这柏树之品质的升华一样登上更高的台阶。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三句直接驳斥儿子用以阻止词人引退的理由，有针锋相对之势。词人的儿子认为词人此时的官位还不够，积蓄的俸禄还不足以购买丰厚的田产，言下之意希望父亲能继续升官，而词人劈头便说：“吾衰矣。”儿子以富贵为念，词人便以富贵的时机、富贵的忧患来回应。“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五句全是用典，故事的主人公有两个，穆生和陶渊明。西汉楚元王刘交以穆生、白生、申公三位贤士为中大夫、礼贤下士，席上专为不喜饮酒的穆生设醴，其孙刘戊继任为王后忘了设醴。穆生看出楚厉王怠慢背后潜伏的危机，毅然辞官。陶渊明曾当任彭泽县令，因为不愿意以五斗米的官俸而低头向乡里的小人，便辞官而去，在农村种地，不求闻达。词人直言要以穆生和陶渊明为师，有及时归隐、远离官场的意思，与儿子希望自己继续留在官场，等待词人以后富贵的想法背道而驰。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两句都在第三字后断开，造成了节奏和语意上的奇峭。作者不仅想到了归隐，而且连归后闲居处的亭、园的名字都想好了。“闲饮酒，醉吟诗”两句概括了理想的生活状态，“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两句引用禅语和谚语，说明人生苦短，眼前占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长久，不如看淡。“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三句不仅否认了富贵，而且否认了满足与不满足。

　　上片说做官的道路危机四伏，要以穆先生、陶县令这些以前的贤人为师，早点隐退，不要期待功名富贵，言外之意包含对朝廷不能用抗战志士的不满。下片想象归隐田园、饮酒吟诗的乐趣。整首词的语言看似平实通俗，实际上却贯穿各种典故和对前人作品句子的化用。通过给儿子讲述道理，把辛弃疾正直不阿、洁身自好的形象体现出来。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

　　这首诗的前两句借史论今，深惋“韩信阵”之未成，哀叹武侯未捷而殒，以潜喻张浚的悲剧人生。后两句直点“魏公”之败，将其“不平气”化作“峰上云”，既暗写张浚死葬衡山的现实，又巧妙将其精神通过与祝融的比附，而得到一种升华。这首挽诗气势磅礴，意趣深婉，不仅表达了诗人对符离惨败的反思，而且歌颂了张浚坚持抗敌的爱国精神。

　　第一句“背水未成韩信阵”，用的是韩信破赵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符离之战，说“未成韩信阵”表明此役的失败。

　　第二句“明星已殒武侯军”，用的是诸葛亮的典故，诗里用来比喻张浚之死，写出了他的不幸结局，他在事业上的失败是命里注定。一、二两句流露出对张浚的崇敬、惋惜心情。可以体会得出，这两句诗是从杜甫《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化来。

　　第三句“平生一点不平气”，所谓“不平气”，是说张浚由于壮志未酬而产生的抑郁愤懑的情绪，他人虽死而精灵不灭从何处显示出来。

　　第四句“化作祝融峰上云”作了回答。原来祝融峰上的云，就是张浚的壮志未酬的不平之气所化。诗人信手拈来，通过神思，构成了惊人之句，突出了张浚的“公忠为国”、志存社稷的高大形象。他将与祝融峰永久并存于天地之间。这比其他任何言辞的颂扬，要有力、要感人得多，这等于为张浚竖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刘过这首诗是否为了迎合张南轩的心意，对张浚的称颂有点过当，恐怕是夹杂了一些私人感情在内的，但主要的还应从刘过本人的政治思想方面去理解。他是一贯主张恢复，反对偏安局面的，这在他的诗词里有多方面的表现。张浚在事业上虽无大成就，但毕竟是一位著名的主战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受到刘过的崇敬，在张栻的请求下，他才乐于命笔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