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二句,一般均以为是释陶令名字之义,即虽想潜藏而不能逃于渊。然而这样解释与下文意思不连贯。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谓深眇则易潜居,如果潭渊明澈见底,就无法藏身,故陶令晚年改名为潜。山谷此处用《庄子·庚桑楚》中的典故:“故鸟兽不厌高,鱼鳖不厌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下面二句说陶渊明本是一世豪杰,但为彭泽令仅八十多天就弃官归隐了。山谷称他为“一世豪”是言之有据的。他少年时代即“猛志逸四海,中年时常叹惜“有志不获骋”,老年时代犹“猛志故常在帮,可见平生抱有经世济民之大志。而他又晦迹不任了,山谷认为是由于“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意即司马氏的东晋王朝,此时已如冷却之灰烬,而刘裕则已擅政治,军事之大权。刘氏擅权,乱世无道,所以向令就决意沉冥了。山谷以蜀庄来比陶令,颂扬其能保持高风亮节。
山谷这样称颂陶令是以某些史书作根据的。沈约《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作为陶侃后裔,他依恋旧朝,不愿仕宋,亦在情理之中。但沈约此说早就有人表示怀疑。陶令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自彭泽辞官归田时,刘裕刚以一个地位不高的武将,临时被推为八州都督,初掌朝政,下距晋、宋易代之时(420)还有十五年。不能说他辞官的原因就是“耻复屈身异代”,即使他当时对刘裕不满,也不可能预见刘裕将来篡晋的结局。山谷博闻强识,熟悉史乘,其取沈约说是蔽于儒家忠孝观念。山谷此说对后世颇有影响,自南宋起盛行以“忠愤”来解释陶令后期的作品,是与山谷此诗分不开的。
“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诗意是说陶令在晋时名潜字渊明,刘裕篡位后即以渊明为名,更号为元亮,自别于晋宋之间。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早就指出,山谷此二句是承《南史·隐逸传》的“潜字渊明”之误。实际上陶令在晋时名渊明,字元亮,在宋时始更名潜,仍字元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颜延之的《陶征士诔》曾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陶令为晋臣,则宜用其旧名渊明。颜延之与陶令是知交,所作哀悼亡友之《诔》,用名不应有误。山谷以“虑愤”目渊明,自然采取《南史》的说法。陶令在晋时已号元亮,而山谷却生出“更始号元亮"一说,这是为了借题发挥,便于把陶令塑造成理想人物。
他说陶令更号是欲以蜀汉丞相诸葛亮自比,要兴复汉室,汉、贼誓不两立。但晋宋易代,诸臣竞相趋附,陶令看到向于旧朝的人并不多,他的心情是凄苦的。虽说是凄苦,但他仍然“肮脏”,即刚强不屈。山谷惋惜当时无益州牧,即刘备,渊明遂不能成就诸葛亮的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山谷此诗首次以诸葛亮比渊明,实属创见。清代诗人龚自珍亦云“渊明酷似卧龙豪”,可以说是从此诗得到启发。
渊明虽一心忠于本朝,但岁月流逝,壮志未酬,只有好诗流传下来。渊明的诗文,在南朝时并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才普遍受到赞誉。其文名至宋而极,苏轼追和陶诗百余首,称为曹刘李杜所不及,山谷此诗,称其为“落笔九天上”。由于尊崇渊明的“忠愤”和诗文,故山谷云:“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这就是说,古人中有许多可与之为友,其中以渊明为最。尚友说出自《孟子·万章下》的话,可以说是山谷写此诗的圭臬,意即上与古人为友,要读懂他的诗文,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经过全面考察,山谷认为渊明最值得自己尊敬。本应酌杯祭奠,正遇上自己戒酒,此礼也就免了。结句是说自己仿《楚辞·招魂》,写此诗是为了召唤渊明的灵魂。
宋人魏泰曾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旬虽新奇,面气乏浑厚。”(《临汉隐居诗话》)他与山谷是同时代人,上述的一段话虽贬黄诗,但用来评论山谷此首怀陶令诗的得失,却大体恰当。
词的上片以佛比道,感朝代之兴替;下片写荒凉满目,叹人事之无常,寄寓了词人对人生、历史的无限深思。全词尽管体制短小,却写得境界开阔,气象宏大,同时又笔触细腻,不失婉柔。
词的上片起首紧扣词题,叙写眼前“七真洞”的景况:“花界倾颓事已迁”。“花界”(道教宫观)本是尘世中的众生躲避灾祸追求解脱的一块圣土,当年也曾是香火不断,信徒云集,而这样的往“事”如今早已“迁”变无存了,就连其自身也已颓败崩塌,七真洞盛衰迁移在词中显然是整个世事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接下来词人并未继续描绘眼前道观“倾颓”的景象,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山河大地,发出了“浩歌遥望意茫然”的感慨。词人高歌长啸,意欲抒泄心头的郁闷,然而怅惘迷茫的意绪却是无法摆脱。
面对颓败的道观和大好的“江山”,他陷入了历史兴亡的深思和困惑之中:“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古代的望气之术认为天子所在之地的上空有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的“王气”。史载,词人通晓“星历、筮卜、杂算”等古代方术,作为缺乏现代科学意识的古代文人,他自然相信眼前的燕京古城有着凝聚不散的帝王之气;然而无情的事实使他看到的则是一座座高耸的帝王大厦接连的崩塌。一个“空”字,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在他难以理解的历史兴亡面前所感到的惊愕与困惑。“桃李春风”一句又以大自然的永恒更进一步反衬世事的沧桑翻覆。由此,词人的“茫然”之慨犹如出岫之云,浓浓地弥漫了词的上片。
下片“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三句承接“桃李春风又一年”继续写“遥望”所见的自然景象:远山横亘大地,好似一道道青翠的屏障;寒意未退的云岚悬浮在山顶,犹如架起一条通向天际的桥梁。一片碧绿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艳丽的野花;杜鹃悲凄地啼叫着,好像在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哀怨。这一切看似全为眼前景色的描写,而实则皆是心中情语的吐露。迷茫的山峦、荒凉的原野、悲鸣的啼鹃,无一不透露着词人茫然、失落、悲凉和怅惘的心境。一个“寒”字、一个“怨”字,便是词人这种心境的标志。
至煞尾处,词中的这种情感则由隐而显:“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面对这世道的沧桑翻覆、人事的盛衰兴亡,词人苦苦地思索,只觉得它如同梦幻一般无法理解和把握,于是只有借酒来解脱这深深的迷茫和无奈了。词的最后两句,既表现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清淡之风,同时又体现了词人悲慨激越的豪健之气,“出世”与“人世”的矛盾同时融合在了词句之中。
在表现手法上,全词通过把眼前荒败的台观与远处生机的野草闲花相互映托,来达到显衬人事无常之艺术效果,颇具气象。又通过移情于物,使烟泛寒,鹃啼怨,来寄慨词人之幽情,抒发作者之百感交集,造成了很深的意境。又以“横”写山峦,以“架’’写云烟罩峰,体物无不工细。全词的特点是淡而穆,格调清放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