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还没有见过彭城门上的黄楼吧，楼角高耸越过山丘。
云雾从楼脚生起，人们经常看不见柱子的基础，兀月升降时高度恰与楼窗平齐。
黄河自西而来犹如惊马般奔流，顷刻间十丈高的河水平了城头。
浑浊的波涛横冲直撞像怒鲸跳跃，高耸的城堞几乎就像酒杯水盂在水面飘浮。
百姓哭喊着怕变成水底的鱼鳖，苏刺史奔走忙碌，尽忠职守为国分忧。
打树桩、夯堤土，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战胜洪水乃是神明借助人力所为，单靠人的谋划是不能成功的。
黄河归还旧道，万众欣喜齐赞颂：“若不是苏公，我们的吾州怎能保全！”
苏公来察勘基址，垒起了巨石，屋宇建成便命名为黄楼。
黄楼不止能够疏镇河流，壮观的气势也足以镇慑东路郡州。
多重楼檐斜飞，能勾挂住闪电，晶莹明净的密瓦，盘卧着龙虬。
苏公每有空闲，常登楼宴会宾客，酒酣耳热时，蓬勃的诗情便横溢金秋。
我面对着汉唐的遗迹沉思默想，那群恃险抗上的逆臣到底何求？
谁让他们以身试法，让颈血溅满刑具，千年万代给淮北山河带来忧愁。
大宋朝圣明的天子依仗着仁义，平定天下人，使中原大地战争永止休。
朝廷的地位崇高，郡县谦恭敬业，徐州的黎民百姓长远快乐又悠游。
长远地快乐又悠游，追随着徐州苏太守，唯愿欣赏歌女在宴会上欢舞，不愿意黄河咆哮大水到黄楼。
注释
徐州：州名，地当今江苏省西北部，黄河故道横穿市境。苏子瞻：苏轼，字子瞻。彭门：彭城之门。徐州古称彭城。
黄楼：在旧徐州城东门上，苏轼所建。
突兀：高耸。
当：相当、恰值。
骇：马受惊。
舂撞：冲撞；舂，通“冲”，撞击。
危堞：高耸的城堞；堞，城墙上锯齿状的防箭垛。
仅：几乎。
杯盂浮：浮在水面上的酒杯、水盂。
嚣嚣：惊恐喧闹的样子。
坐：因为。
“植材”句：谓不分昼夜地加固提防。植材，打桩。筑土，夯土修坝。“夜连昼”一作“夜运画”。
“神物”句：极言抗灾的不易，谓能战胜洪水乃是神明借助人力所为，单靠人的谋划是不能成功的。
匪：通“非”。
全吾州：使吾州保全。
相基：相看地形，选定基址。
以黄名楼：命名楼为“黄楼”。按五行生克的理论，土能克水，土色黄，故黄楼有镇水之义。下旬“黄楼不独排河流”即由此而来。
排河流：疏通黄河水流。排，疏通；《孟子·滕文公》：‘‘禹疏九河……排淮泗而注之江。”河，黄河。
“壮观”句：谓楼之壮观足以镇慑、折服东路各郡县。弹压，制服、镇慑。诸侯，这里指郡县。《汉书·王嘉传》：“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
掣惊电：牵制住闪电，勾挂住闪电。
蟠苍虬：像苍龙盘伏。蟠，盘曲而伏卧。虬(qi丘)，无角龙。二十八宿东方为苍龙七宿，黄楼在徐州东门上，故以“蟠苍虬”极言其高。
“乘闲”二句：黄楼建好的次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重九日，苏轼在黄楼设宴，“坐客三十余人，皆知名之士”，苏轼有《九日黄楼作》诗日：“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插。”可作此联及结尾一联的注解。
逆节：违抗中央命令；节，原指节旄，是中央派出的使臣的信物，引申指对地方官的任命，故有“逆节”等于“抗命”。
怙险：依恃险要的地势。
砧斧：杀头的刑具。
圣祖：一般指开国的君主，这里当指宋太祖赵匡胤。
神宗：当朝皇帝赵顼。
尊崇：庄严伟大。
肃：谦恭敬业。
彭门子弟：彭城百姓；传说彭祖封于彭，彭城世家皆其后代，故称彭地居民为彭门子弟。
五马：指郡守、知州。汉制，太守车驾五马。《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五月，苏轼到徐州（九年十二月移知徐州）任所，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曹村（今河南清丰附近）段大决口，北流断绝（黄河旧道东北流，在今津南境入渤海），河道南移，四十五州县被淹。八月十一日水至徐州，苏轼亲率军民修城挡水，极大地减轻了水灾的损失，使民众发出“非公何以全吾州”的赞叹。十月五日水退，苏轼以防水剩余物资在徐州东门之上修了一座黄楼，既为纪念此次抗灾的胜利，也是城防和观察水情的需要。郭祥正此诗就是因此而发的。他借描写黄楼修建的经过和它壮观的气势，歌颂了苏轼的政绩和他与民众忧乐与共的精神。
这首诗先用四群诗概句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叙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得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得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群，先写黄楼之高，笔叙飞腾。用山丘、云雾、日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群写水叙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得”等群写徐城情叙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得”群，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得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群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群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群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得力量之大；句“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群就可以知道。“河还”两群，借用徐州人得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群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句。根据旧传“五行”句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句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只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句“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群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句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群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叙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群写楼成宴客。苏轼《九日黄楼作》诗句：“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群作注脚。群中“诗兴”即指《九日黄楼作》而言。这两群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群，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群，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得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日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句：“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句：“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得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群，人得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得同乐景象。这三群突然换韵，并用长短群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得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得；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作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愁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作。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作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作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作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作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作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风俗犷放。高适这首绝句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情趣。
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风尚。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于牧猎骑射之风，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边塞城镇的少年，也浸沉于这样的习尚，培育了这样的性情，不禁要在城镇附近就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似属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看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感到新鲜，令人兴奋，十分欣赏。诗中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又都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是构思上即兴寄情，直抒胸臆；表现上白描直抒，笔墨粗放。诗人仿佛一下子就被那城下少年打猎活动吸引住，好像出口成章地赞扬他们生龙活虎的行为和性格，一气呵成，不假思索。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有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有特点。诗人善于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能准确而简炼地表现出来，洋溢着生活气息和浓郁的边塞情调。在唐人边塞诗中，这样热情赞美各族人民生活习尚的作品，实在不多，因而这首绝句显得可贵。
诗的开头写自己独留长安不得南返的悲哀。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自古与玉门关同为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庾信在这里是借用，因为阳关已成了“大道”的代称，如同我们把“阳关道”与“独木桥”对举。诗中的“阳关万里道”是喻指长安与金陵之间的交通要道。下旬“不见一人归”的“一人”指庾信自己而言，这二句说在长安至金陵的阳关大道上，有多少南北流离之士已经归还故国了。只有我一人不能归故土，这是令人伤心的事。
“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两句，“河边雁”喻指友人周弘正，这不是眼前的实景，而是一种虚拟，是庾信的内心感觉借助外物的一种表现形式。前已指出，庾、周分别是在早春，这时不可能出现秋雁南飞的实景，即使九尽春回，也只能看到鸿雁北去的景象。这两句诗有两层含义：一是把周弘正的返陈比作南归之雁，大有羡慕弘正回南之意；二是鸿雁秋去春来，来去自由，而自己却丧失了这种自由，以见自己不如鸿雁。沈德潜评这首诗说“从子山时势地位想之，愈见可悲。”这是知人论世之见，于诗歌鉴赏尤为重要。
此诗表现手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借代手法，开头即用“阳关万里道”借指长安至金陵的交通大道。此种手法增加了诗的含蓄美。另一艺术手法是虚拟，“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两句便是虚拟的景物，这种带象喻性的虚拟，使诗歌形象的含蕴更加丰富。可以想见，庾信在长安看到秋去春来的大雁已经二十多个春秋了，他自己不如大雁来去自由的感受已经隐藏多年了。送友人南归时，这种多年积淀在心头的情感一触即发，其内涵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尽。只有细味庾信的良苦用心，才能欣赏此诗谋篇遣词之妙。
陆游八十年间万首诗，“数篇零落从军作，一寸凄凉报国心”，一直鼓舞着人们抗击外侮，保卫祖国；尤其是在国家危亡之际，更激起爱国者的共鸣。林景熙这首诗作于南宋刚灭亡时，他披读陆游的《剑南诗稿》，被陆诗深深地打动。诗中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和报国雄心，最后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诗将叙事与抒情紧紧地融合在一起，雄浑而劲健。全诗言近旨远、意深辞婉，句句发自肺腑，缠绵中见悲壮，在林景熙诗中很有代表性。
全诗四句一韵，每韵为一段，表达一层意思。
第一段肯定陆游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说他相当于唐朝的杜甫。在写时，先标举杜甫的诗是诗史，然后举杜甫《杜鹃》诗中“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句为例，说明杜诗反映了国家动乱，诗的宗旨是忠君爱国。在此定论下，再述陆游诗与杜甫旗鼓相当，性质相同，高屋建瓴地肯定了陆游。这样开场，避免了低手直截浅露的写法，从远处逗起，稳重自然。诗中“旗鼓雄”、“摩其垒”二军事用语，又密合陆游诗“篇中十九从军乐”的内容风格。陆游一生敬仰杜甫，向杜甫学习，他在诗中多次这样说杜甫：“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这是在说杜甫，也是说自己。在林景熙前，刘应时《颐庵居士集》卷一《题放翁剑南集》也曾这样说：“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觉天地小。平生一饭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扫。”与林景熙一样，都把陆游比作当代杜甫，不仅十分恰当，也深得陆游本心。
第二段四句，概括陆游一生坎坷经历。“轻裘骏马成都花”，写陆游在乾道年间在四川任职的一段经历。陆游在成都为官时，曾写过《花时遍游诸家园》等赏花诗，所以林景熙拈出看花一事，以概括他入川经历。
“冰瓯雪碗建溪茶”，写陆游在福建事。陆游在淳熙年间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事，所以诗举饮茶事，既是因为福建是著名产茶区，陆游又官管茶叶收购的官，一语双关。这两句所写，一东一西，跨地极大，故用以代陆游宦迹。以下便以“承平麾节半海宇”作一总写，然后说他晚年退隐家乡鉴湖。通过四句诗，有分有合，精炼地概括了陆游的一生；“承平”二字，已将他难以报国的不得已隐藏在内，尤为春秋之笔。
第三段写陆游的报国雄心。承接上“承平”字，说他在承平时代无法实施自己的爱国抱负，上前线去杀敌，收复失土，只好沉湎诗酒，把满腔热忱通过诗歌来表达出来；而他胸中，时刻以未能手枭敌首为恨，所以空有豪情，眼睁睁地看着中原沦丧，无力挽救。这一段，隐曲地批判统治者苟且偷安，不图恢复，高度概括了陆游一生的心事。渴望杀敌是陆游诗的主旋律，这类诗在陆游集中俯拾皆是，这首诗中“床头孤剑”二句，就是反用了陆游《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句。
末段四句，接入自己，把当前现实与陆游所处时代作对照。陆游当时是眼睁睁地看着沦陷的中原无力收复；林景熙所处的时候，中原依然沦陷，遥望北方，青山隐隐，笼罩在一片哀愁之中。
更令人揪心裂肺的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也已打破，国家已经灭亡，只剩下东南一带，还有残余的宋军在抵抗元人。因此，诗人感叹，国势已无法挽回，陆游的后裔确是见到了九州一统，然而是被敌人统一，他们在遵照陆游遗嘱家祭时又怎么向他禀告呢？这一段，“青山一发”是化用苏轼“青山一发是中原”句；末两句是本陆游《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写得沉痛之极。这时候，诗人已经把陆游的悲与自己的悲完全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充满着血泪。正如陈衍《宋诗精华录》所评的那样：“事有大谬不然者，乃至于此，悲哉！”
全诗把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所题的是陆游的诗集，但在赞诗时更重在赞人。诗写得一意相贯，层层推进，悲壮雄浑，同时善于概括，尤其是在成句的化用上，浑如生成，自然的当，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功力。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