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极称赏王维的诗,特别追求王诗中的一种“静趣”,此诗就反映了这个倾向。
首两句:“不自识疏鄙,终年住在城。”姚合自称“野性多疏惰”(《闲居遣怀》其八)。一个性格疏懒,习于野性的人,认为不适宜为官临民,这在旁观者看是很清楚的。而自己偏不了解这点,终年住在城里,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求静不得,求闲不能,皆由于自己的“不自识”。本不乐于城市,今终年住在城里,总得自己寻个譬解。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因此认为在城市亦算是隐居。“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武功县诗》)自己作这样一番解释,是明心迹,也见心安理得了。这儿写身处县城,却透露了心地的静趣。
景况也确是这样:“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这第二联写的正是适应自己疏鄙之性的境地,从首二句一气贯注而来。没有马迹过门,就是表明来访者稀少,为官很清闲。蝉声聒噪,充满庭院,是因无人惊扰,反觉闹中处静;写的满耳声音,却从声音中暗透一个“静”字。上句写出清闲,下句写出清静。正是于有声处见无声,反感静意笼罩。
在这清闲、清静的城中一隅,诗人是“带病吟虽苦,休官梦已清”。这第三联从“病”写性情。病,带点小病,旧时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风雅事;病而不废吟咏,更显得闲情雅致。现今“休官”,连小小的职务也不担任之后,真是梦境也感到很清闲,很清静了。写来步步幽深,益见静境。唐人由于受佛家思想影响,有所谓更高一层的境界,就是把生活逃遁于“禅”,所以第四联作者自问:“何当学禅观,依止古先生?”何时能摒除一切萦心的俗务,求古先生(指佛)学这种禅观呢?观,即观照。妄念既除、则心自朗然无所不照。这样的境界,就是禅观(即禅理、禅道),是清闲、清静的更高一境。借禅理说心境,表现了诗人对当时吏治腐败、社会黑暗的鄙视厌恶之情,成功地描摹了作者所追求的艺术上静趣的境界。
姚合是写五律的能手。他刻意苦吟,层层写来,一气贯注;诗句平淡文雅,朴直中寓工巧,而又畅晓自然,所以为佳。
这是一首隐士的赞歌。题目就包涵着赞美的意思。《毛传》说:“考,成;槃,乐。”朱熹《诗集传》引陈傅良的说明:“考,扣也;盘,器名。盖扣之以节歌,如鼓盆拊缶之为乐也。”黄熏《诗解》说:“考槃者,犹考击其乐以自乐也。”总之,题目定下一个愉悦赞美的感情调子。
全诗分三章,变化不大,意思连贯。无论这位隐士生活在水湄山间,无论他的言辞行动,都显示畅快自由的样子。诗反复吟咏这些言行形象,用复沓的方式,增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此诗集中描写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隐士形象。“硕人”一词,本身就带有身体高大与思想高尚双重含义。全诗反复强调“硕人之宽”“硕人之薖”“硕人之轴”,突出“宽”“薖”“轴”,实际上表示隐士的生活是自由舒畅的,心胸是宽广高尚的。他远离浊世,又使浊世景仰。因此,这个隐士虽然隐居山间水际,但仍然是受人们敬重仰羡的社会人。隐士是贤者,处身于穷乡僻壤。硕人是隐士,是贤者,是有高尚思想宽广胸襟的伟人,对此诗歌反复吟咏,诗内诗外,都得到表现。诗中描写的另一个内容,是隐居的环境。“考槃在涧”“考槃在阿”“考槃在陆”,无论在水涧、山丘、高原,都是人群生活较少的地方。隐士之所以叫做隐,当然并不仅仅在于远离社会生活。虽说前人有“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的说法,在朝廷、市井之中做隐士不是不可以;不过,一般说来,隐士大多数指远离人群集中活动的范围,到山林、水际、海岛等较荒僻地方去生活的一批人。隐士也可以说是自愿从社会中自我放逐者。诗歌采用了正面烘托的手法,把隐居的环境写得幽静雅致。山涧、山丘、黄土高坡,都不涉一笔荒芜、凄凉、冷落,反而成为一个符合隐士所居的幽雅环境。那么,贤良的隐士在幽雅的环境中,就如鱼得水,散步、歌唱、游赏,自得其乐,舒畅自由。于是,隐居之乐也永远不能忘却,更不想离去了。贤人、幽境、愉悦三者相结合,强烈地表达出硕人的隐居,是一种高尚而快乐的行为,是应该受到社会尊重赞美的。
诗歌每章一韵,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的格式,在整齐中见出变化。全诗以山涧小屋与独居的人心境对照,木屋虽小,只感觉天地之宽。环境之美,留恋不出,尤其是一“独寐寤言”的勾勒,境界全出,在自我的天地之中,独自一人睡,独自一人醒,独一个人说话,早已是恍然忘世,凸现出一个鲜明生动的隐者形象。作笔的简练,选项取的镜头之典型,人物是呼之欲出,境之耐人寻,确有妙处。
这首词写的是淑真小时候关于正月初六那天的美好记忆。
正月初六,月亮细弯,如一钩新镰。“寒玉”本是玉石的一种,即常说的翡翠,这里以“寒玉”指代月亮。“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在女孩子眼中,那月牙儿象极了她所穿的三寸凤鞋,象极了那微微蹙起的一弯娥眉。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闹娥”与“雪柳”都是古代女子的头部饰物,“闹娥”亦称“夜蛾”、“蛾儿”。用纸做成的灯蛾儿。宋代正月十五元夕夜,盛装女子头插闹蛾、发嵌雪柳,以应时节,盖取蛾儿戏火之意。宋范成大《菩萨蛮》词:“留取缕金幡,夜蛾相并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烛龙”又称“烛阴”或“逴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图腾。“火树”原指凤凰木,因其鲜红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这里的“烛龙”和“火树”,指的都是元霄节的灯火。
“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元宵三五”就是说元宵节,亦即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的月亮,原不似初六那般细眉弯弯,所以,说“弯弯曲”,十五当然不如初六了。
在朱淑真的记忆里,正月初六是个快乐而热闹的日子,连元宵节都比不上。那个时候,待字闺中的少女朱淑真脚穿小凤鞋,戴闹蛾、佩雪柳,和姐妹们在灯火辉煌的街头追逐奔跑,在人流中穿梭,争看那街头的烛龙火树,一派无忧无虑的烂漫与天真。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