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此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全诗以疑问入笔，表现出作者于孔子神像前谦恭行礼，心中感慨万千，口内喃喃自语的情状。作者着笔于“叹”“嗟”“伤”“怨”，写出了对己对孔子虽“叹”实“赞”之情，立意集于以“叹”代“赞”，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之情，又赞扬了孔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超凡脱俗的用世精神，发人深省。
此诗用典极多。首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即出自《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疾固也。’”此句本是孔子的愤懑之言，孔子自称忙忙碌碌，并非逞口舌之长，只是痛恨世人顽固不化，才著书立说，教化世人。作者化用此典故，抒发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虽终其一生于诸侯之间，劳碌不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作者的同情之心，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孔子一生奔波劳苦，为的却是天下的苍生，虽屡遭误解，仍孜孜以求，这又是无比可敬的。因此这一句诗便高度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功绩和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作者对孔子的景仰和钦服。
颔联承接上句，依旧是引用典故，赞叹了孔子的旧居，孔安国《尚书序》载：“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升堂闻金石丝竹之声，乃不坏宅。”写帝王诸侯想要扩建宫殿，也不敢妄动孔子的故居。表明孔子的功绩即便贵为王侯也望尘莫及，旨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尊崇地位。这里诗人借用此典故以孔子的旧邑故居因为其主人的威望，得以保存至今日，意在侧面说明孔子受后世万民的敬仰，故居尚且如此，何况孔子本人。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敬重之情。同时，在这里，诗人委婉地把帝王举止和孔子功绩结合起来，暗示读者自己也希望入孔子般，承载万民兴衰于双肩。
颈联是孔子的自伤之词，也是借用典故，借孔子自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真实再现了孔子当年孤寂，凄凉的心境。《论语·子罕》中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传说凤凰现身，河洛图出，是象征圣王出世的瑞兆，然而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刀兵四起。诸侯们只关心自己的领土、霸权、兵力，没有肯行仁义的圣王，因此孔子自叹儒学之道没有用武之地，而自己这些致力于推行德政的人也如那只被愚人猎捕的麒麟一般，早晚要被这个穷兵黜武的时代所绞杀。“嗟身否”感怀身世，“伤麟怨”则叹息王道难行。这些都足以唤起了人们对孔子的深深同情和深切的感慨。也表明作者决意推行仁政，以告慰孔子泉下亡灵。
尾联既是孔子“昨日”的梦想，也是“今日”的现实，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直都有拜祭孔子灵位的梦想，终得实现。“两楹奠”出自《礼记·檀弓上》，本表示出祭奠礼仪的隆重与庄严，用于此，更意为后世对孔子的万分敬重，末句“与梦时同”又完全符合孔子生前梦见自己死后，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的梦境。孔子不求生前得到大家的认同，只希望在自己死后，儒学能够得到弘扬，王道能够被人主推行，而今梦想成真，也算是对孔子辗转一生的弥补吧。诗人举目仰望，孔子的塑像正端坐在殿堂前的两楹之间，受人祭拜。作者满怀慰藉之情，祭拜于孔子的灵前，不论是叹惜、感伤，还是哀怨都深深地融入到了对孔子的“赞”中，以“与梦同”表达了自己对孔子梦想终于实现的欣慰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孔子的“明之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用世精神终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肯定。
这首诗追述了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孔子令人悲叹的命运。为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社会，孔子一生碌碌奔波，结果却无处安身，甚至被困陈蔡，险些丧命。但孔子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道德信仰。纵使明知凤图难出，王道难行，明知自己必将如麒麟般惨遭捕杀，也要坚守道德的崇高，只为将来自己的仁义思想能够大行于天下，为苍生谋福，也就在所不惜。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深切同情，又赞美和褒扬了孔子。结合史料可知，唐玄宗对儒学确实非常推崇，因而他对这位儒学创始人的感情也是真实而深挚的。正是因为作者能把自己的崇敬融入到孔子的深致悼念中，才使得这首诗读来深切质朴，令人信服。
就艺术形式来看，这首诗句句用典颇有堆砌典故之嫌，且诗语质朴无华，在遣词造句上也并无推陈出新之处，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此诗所反映出的思想和胸襟在历代帝王之作中并不多见。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悼念孔子所选择的视角十分准确也是一大成功之处。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此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全诗命意构思，严正得体。比及一般的咏叹之诗，颇显境界之大，立意之深。
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全文共分五段。
第一段：“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吾子、小人而已。”“朋党”，指同类人因某种目的而在一起。“自古有之”的“之”是代指“朋党之说”的。“幸”是希望的意思，“惟幸”，说只希望。“其”，代“朋党”，为第三人称“他们”。听说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
第二段：“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以同道为朋”，就是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以”是因为的意思，“以同利为朋”，就是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这里用“然”字转折，问道：“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这是说小人所喜好的是禄利，“禄”是俸禄，小人所贪的是财物。“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党引”是结为朋党，互相援引。这句说，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及”是到了，“其”代这些小人，“贼害”即伤害。这几句说，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不然”，即不是这样。“守”，是坚守、遵循的意思。“忠信”，是忠诚、守信，“名节”是名誉、气节。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以之”的“以”，是凭借的意思，“之”，代上面所说的“道义”、“忠信”和“名节”。这几句说，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
第二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
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
第三段：作者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共工，驩兜等四人”，都是古史传说中凶狠邪恶之徒，“君子八元，八恺”之“元”，是指善良的人，“恺”是指忠诚的人。传说高辛氏有八个有才德的后裔，叫做“八恺”。舜辅佐尧黜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而进用元、恺君子之朋党，因而尧的天下得到大治。
至于舜之时，文章写道：“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说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贤臣一起在朝中做官。“更相称美，更相推让”的“更相”，是相互的意思，“更”，读第一声。“称美”，是称颂人家的美德和好处，“推让”是谦虚礼让。这样，他们团结一心，舜对他们都加以任用，天下也获得大治。等等。
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夫前世之主”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义。“莫如纣”的“莫”是代词，为无指代词，代人，当“没有人”讲，代物，当“没有什么”讲。这几句说，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这是说：“互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生疑心，没有人像舜的二十二个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都加以任用。然而后世的人不责备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蒙，反而称颂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啊。”这几句里，“诮”是责备的意思，“以能辨”的“以”是因为的意思。“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举”是全，“其”是代词他，即周武王，这句说他全国所有的三千人臣民，全部结成一个大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多”是人数多，“大”是范围广，这句说，自古以来，结成朋党人数多而且范围大没有哪个朝代象周朝那样的。“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用此以兴”的“用此”，就是因此。“善人虽多而不厌”说好人虽多而不满足，也就是再多也不嫌多。“厌”是满足。
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迹”是历史事迹，“鉴”是借鉴。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
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
这首词既写江南夏日湖山之美，又写歌女容貌和性灵之美。全词融自然美与女性美于一境，写出了歌女天光水色之间的清歌妙发，表现出湖山和人物纯真自然的性灵。
上片起句开门见山，直写湖中美景。江南湖泊往往是重重相连。当外湖长满莲篷的时候，远远望去，高低参差，错落有致，比起荷花盛开，又是别有一番风味，此时正是游湖的好时光。下句展开远景：“霁山青处鸥飞”，是写天放晴了，雨洗过后的青山，格外的青，而那青山映衬之间，几点翩飞的白鸥，显得格外的白。“水天溶漾画桡迟。”词人俯仰上下，只见水涵着天，天连着水，水天溶溶漾漾，融而为一。游湖之人陶醉了，于是，任由船只鉴中缓缓地行。画桡，指画船。迟，谓缓行。这样美好的大自然里，人有时会忘却自己，有时却又以为自己是江山风月的主人。清莹的湖面正好是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存。“人影鉴中移。”人船中，船行水上，水面如镜，人影镜里移动。
下片由写景转为写人，重点描写歌女容貌之美和性灵之美。“桃叶浅声双唱”与“杏红深色轻衣”两句为对仗，一写其歌声，一写其衫色。桃叶，本是晋代王献之妾之名。献之笃爱桃叶，曾作《桃叶歌》歌之，传其辞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南朝陈时，江南盛歌之，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桃叶歌》题解。词上句以“桃叶浅声”写所唱，此“桃叶”即《桃叶歌》，非指人而言。歌声轻婉，故曰“浅声”，女伴同唱，故曰“双唱”。此句写船上的一对歌女双双唱起了轻柔宛转的歌声。“杏红深色轻衣”则写青山绿水，上下天光之间，歌女杏红的衣色，显得格外深。深，亦是词人印象之深。词人写歌女之印象，不写其容貌而写其衣著，正是韵高脱俗的体现。这时正当暑天，故著轻衣。然而，词人印象更深的是：“小荷障面避斜晖。分得翠阴归。”暑天斜晖犹热，故而歌女采得一枝荷叶遮面。荷叶虽小，可是当乘船一路归去时，词人却感觉到，好象自己也分得了她手持荷叶的一份绿阴凉意。小荷障面之姿态，很美；分得翠阴之感受，虽为错觉，但更美。
此词游湖这一赏心乐事中，表现了自然风光和人物容貌、性灵之美，体现出词人高雅、清旷的审美意趣，抒写了词人对于大自然和生活的无限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