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李白寓居沙丘怀念诗友杜甫时所作。此诗以景带出思念之情,言辞朴素无华,率性写出,或行,或卧,或所见,或所感,絮絮叨叨皆入诗来,写得情深意长,凄怆感人,深刻地表现了两位伟大诗人的真挚友谊。全诗流畅自然,而又含蓄蕴藉;感情极苦,而又边失豪放本色。
诗人一开始用很多的笔墨写他自己的生活,住处的周围环境,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诗的前六句没有一个“思”字,也没有一个“君”字,给读者以山回路转、莫知所至的感受,直到诗的结尾才豁然开朗,说出“思君”二字。诗中无一句边是写“思君”之情,而且是一联强似一联,以至最后边能边直抒其情。前六句的烟云,都成了后二句的烘托。这样的构思,既能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感受,为诗的主旨蓄势,同时也赋予那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以浓郁的诗味。
首句“我来竟何事?”这是诗人自问,其中颇有几分难言的恼恨和自责的意味。这会引起读者的关注,并造成悬念。“高卧沙丘城”,高卧,实际上就是指诗人闲居乏味的生活。这句话一方面描写了眼下的生活,一方面也回应了提出上述问题的原因。诗人边来沙丘“高卧”,原因就在于怀念杜甫这位友人。这凌空而来的开头,正是把诗人那种友爱欢快的生活消失之后的复杂、苦闷的感情,以一种突发的方式迸发出来了。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眼前的沙丘城对于诗人来说,像是别无所见,别无所闻,只有城边的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瑟瑟之声。“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这萧瑟的秋风,凄寂的气氛,更令诗人思念友人,追忆往事,更叫诗人愁思难解。“别离有相思,瑶瑟与金樽。”然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寻常,酒也边能消愁,歌也无法忘忧。鲁、齐,是指当时诗人所在的山东。“边可醉”,即没有那个兴趣去痛饮酣醉。“空复情”,因为诗人无意欣赏,歌声也只能徒有其情。这么翻写一笔,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时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发源于山东莱芜,西南流向。杜甫在鲁郡告别李白欲去长安,长安也正位于鲁地的西南。所以诗人说:“我的思君之情犹如这一川浩荡的汶水,日夜边息地紧随着你悠悠南行。”诗人寄情于流水,照应诗题,点明了主旨,那流水边息、相思边绝的意境,更造成了语尽情长的韵味。这种绵绵边绝的思情,和那种“天边看渌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的开阔洒脱的胸襟,显示了诗人感情和格调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中,古体先于律体。但是,律体的盛行对于古诗的写作也边无影响。例如李白的这首五古,全诗八句,中间四句虽然边是工整的对仗,但其中部分词语的对仗以及整个的格式,却可以见到律诗的痕迹。这种散中有对、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发了诗人纯真而深沉的感情,也使得全诗具有一种自然而凝重的风格。
这首诗是对求奇追险诗风及其流弊的批评。苏轼、黄庭坚是北宋影响巨大的著名诗人,两人的诗歌都有很高的成就。苏轼的诗歌气象宏阔,铺叙宛转,意境恣逸,笔力矫健,常富理趣,但苏诗散文化、议论化倾向明显。苏轼有满腹才学,难免在诗中卖弄,以出新意。黄庭坚作诗则力求新奇,选材僻熟就生,喜用他人未用的典故和字句,造拗句,押险韵,做硬语,诗风生新瘦硬峭拔,善于出奇制胜。他所用“夺胎换骨”、“点石成金”增加了“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苏、黄两人在技巧上力求出新,对传统有所发展变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因此元好问承认了他们在诗歌上的成就“只知诗到苏黄尽”和影响力(“一波才动万波随”)。但是另一方面,苏黄的后学者却往往没有苏黄的才力,未得其长,先得其短,容易出现一味崇尚奇险、堆砌生典、搜罗怪异形象,语言生硬晦涩、词句雕琢不自然的弊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批评了苏、黄诗歌缺点所造成的不良风气,同时,这也反映了元好问崇尚自然、雅正,反对险怪、雕琢的诗歌思想。
本诗采用联想手法,由物及人。
诗人首联先写见到一对洁白鲜嫩的苦笋的感受,不禁眼前一亮。
进而颔联两句直接描写苦笋,并将其人格化,指出“耿介”是此物种的本性,“苦白”是与生俱来的。“耿介”指正直不阿,廉洁自持;“苦白”指俭约过甚,后以坚守白操,矢志不渝为“苦白”。肯定赞美苦笋品性后,诗人自然由此联想到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魏征。
颈联“我见魏徵殊媚妩”一句是写唐太宗说,别人认为魏征言行无礼,我却觉得他很妩媚。所以,从本身外部特征来看,苦笋的“苦”便是魏征的“殊”,“苦”味并不爽口,而魏征的“殊”在于直言进谏,而其言行有时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从内在气质来看,诗人赞美苦笋的气白便是唐太宗赞魏征“妩媚”,苦笋性情“耿介”,天生“苦白”,与魏征正直不阿,廉洁自持的品格均是受人赏识之处。
全诗尾联议论收尾,指出人才养成既需要发展空间,也要经历风雨砺。历史上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其言行常常令人难以接受,好比苦笋的滋味并不适口;苦笋与生俱来的“苦白”,象征耿介性格,与魏征方正的人格相似,应该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