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的是诗人来到永州第一年即公元806年（元和元年）早春的情景。
一天，诗人独自出游到永州郊外，目睹到一幅在长安做京官时不曾有过的春意盎然的田园图景。原野上清泉涌流，草木萌蘖，鸟语花香，更有农人春耕正忙。诗人倍感新奇与兴奋，以饱蘸深情的笔，记下了这赏心悦目的幕幕景象；身为“僇人”，羁留异地，触景生情，勾起了诗人对故土的不尽思念，以及对不幸人生的无限感慨。
全诗以第五联过渡，由所见所闻转入写所思所感。诗人看到一派宜人的早春景象后，引发的不是美好的憧憬、宏大的志愿，而是强烈的思念故土之情。正如近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三所言：“贬谪不平之意片时不能忘于怀，故随处发露，平淡中亦有愤懑，可压也。”由早春生机勃勃的景象，联想到北方旧居已人去楼空，昔日田园因无人料理而杂草丛生，沦为荒地；由此又进一步引发对人生的感慨，感到无可寄托——政治前途既已渺茫，沉闷之情又无以排遣，精神的家园不知安在。惶惶不可终日，诗人对这种无所事事的无聊生活，极度地不适与不满，甚至羡慕起隐士来——尽管他们功名无所成但还有所寄寓。无意间诗人遇到了田间劳作的老汉，于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诗人向这位素昧平生的老汉一吐衷肠，一泄为快。于此，也正是辛勤劳作的农民给了他以莫大的慰藉，使他舍不得离开田头，无限眷恋地抚摸着农夫的犁耙，交谈中已不知天色已晚，猛回头，发现炊烟已弥漫天空。
在身为“羁囚”的情况下，农夫已成为柳宗元倾诉的对象，与农夫倾心交谈已成了他精神解脱的最好方式。柳宗元之所以那般热爱永州山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永州人的信赖和感激。
但诗歌尾联，诗人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落寞，思念故乡，但在他眼前的仍是烟云横断。这意境与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全诗表现的是早春郊游时的所见所感，既写了诗人对永州之野的美好印象，又写了诗人寂寞生活中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以朴实的笔调写事，以诚笃的心写实，朴诚的人格跃然纸上。
此诗开头一句的“杨叛儿”，指以古乐府《杨叛儿》为代表的情歌。“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写一对青年男女，君唱歌，妾劝酒。表明男女双方感情非常融洽。
“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白门，刘宋都城建康（今南京）城门。南朝民间情歌常常提到白门，后代指男女欢会之地。“最关人”，犹言最牵动人心。是何事物最牵动人心呢？——“乌啼白门柳”。五个字不仅点出了环境、地点，还表明了时间。乌啼，是接近日暮的时候。黄昏时分在恋人相会的地方聆听乌鸦苦啼，不用说是最关情的了。
“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乌邪归巢之后渐渐停止啼鸣，在柳叶杨花之间甜蜜地憩息了，而“君”也沉醉于“妾”家了，这里既是写景，又含比兴意味，情趣盎然。这里的醉，自然不排斥酒醉，同时还包含男女之间柔情蜜意的陶醉。
“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沉香，即名贵的沉水香。博山炉是一种炉盖呈重叠山形的薰炉。这两句承“君醉留妾家”把诗推向高潮，进一步写男女欢会。男子的醉留，正如沉香投入炉中，爱情的火焰立刻燃烧起来，情意融洽，像香火化成烟，双双一气，凌入云霞。
这首诗，形象丰满，生活气息浓厚，风格清新、活泼。古词只四句：“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李诗一开头，“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比古诗增添的生动的场面，并制造了笼罩全篇的男女慕悦的气氛。第三句“何许最关人”，这是较原诗多出的一句设问，使诗意显出了变化，表现了双方在“乌啼白门柳”的特定环境下浓烈的感情。五句“乌啼隐杨花”，从原诗中“藏乌”一语引出，但意境更为动人。接着，“君醉留妾家”则写出醉留，意义更显明，有助于表现爱情的炽烈。特别是最后既用“博山炉中沉香火”七字隐含了原诗的后半：“君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又生发出了“双烟一气凌紫霞”的绝妙比喻。这一句由前面的比兴，发展到带有较多的象征意味，使全诗的精神和意趣得到完美的体现。
李白《杨叛儿》中一男一女由唱歌劝酒到醉留。在封建社会面前是带有解放色彩的。较古之《杨叛儿》，情感更炽烈，生活的调子更加欢快和浪漫。这与唐代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比较解放，显然有关。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