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东面。苍黄同仓皇，状匆忙、急迫。指南京突然受到革命暴风雨的袭击，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占领南京。原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等到北平去参加国共和谈，经过半个月的商讨，4月15日，由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当时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冲破长江防线，占领南京，显得非常突然，故称苍黄。又，苍黄，还有由青色变为黄色的意思。所以“起苍黄”，又有形势变化，改朝换代之意。因此这句话是模状格，描写人民解放军很快占领南京；是借代格，借钟山来代替南京；是比喻格，用风雨来比战争进攻；是双关格，苍黄既指紧迫，又指变化。这一句用了四种修辞手法，又有大气磅礴的气势。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虎踞龙盘”讲南京形势优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康（在今南京市南）的地势，曾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太平御览》一五六引张勃《吴录》）石头城，在今南京市西石头山后。“今胜昔”，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形势更好了。原来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反动政府在这里发号施令，危害人民。现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大都市，自然胜过从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翻天覆地的大事。这里作“天翻地覆”，因为要与“虎踞龙盘”相对。“慨而慷”，感慨而激昂，指人民解放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是他们和全国人民的心情共同感慨而激昂的。本于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这句原来先说“龙盘”，后说“虎踞”，现在把位置倒一下，“天翻地覆”，原来说“翻天覆地”，也把字儿倒一下，这是倒装格，适应律诗格律的需要。“慨而慷”是引用格。
上面四句是历史纪实，着重叙述，写得有声有色，气势雄壮，凝聚着赞美歌颂的深情。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指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两句是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战略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全诗的灵魂。毛泽东一反《孙子》中所提“穷寇勿追”的旧说，进一步吹响‘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号角，一个“宜”字，显得洞察古今，果敢英武、坚决。用“剩勇”而不用”余勇”，不仅造语新鲜，更表明中国解放军尚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歼“穷寇”。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化表述。接着又从反面总结了历史上悲剧人物项羽的惨痛教训，给读者以明鉴：“不可沽名学霸王”。一个“不”字，显得烛照幽深，清配理智、彻底。这一联从历史到现实，一反一正，饱含哲理，巧用典故，生动形象，告诫及时，教诲深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揭示不断革命、不断改革、不断前进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毛泽东借用它写在这首诗里赋予了新的意义：自然界四季变化，运行不息，使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永不休止，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而不断向前发展，不断的革命和改革，正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规律。这里清楚指明了前面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即国民党的覆灭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仅这佯，而且也指明了前面所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论点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革命人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行天下之“正道”，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本诗风格豪放，笔意雄奇，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叙事与议论、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与诗人的多方智慧相结合的艺术结晶；二是典故运用生动贴切、深刻到位，使历史典故和现实斗争结合得恰到好处。全诗运用了七个典故，这首诗也是毛泽东诗词中运用典故最为绵密的诗作之一。
此诗写安史之乱中，自己与家人离散、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希望魏郎中（不详何人）援手为自己昭雪冤狱。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了一幅动荡、凄惨的图景：“海水渤潏，人罹鲸鲵。”“人罹鲸鲵”，人们遇上了凶恶强暴的人。“蓊胡沙而四塞”：安史叛军掀起漫天尘沙，遍及各地方。蓊，愿意是草木茂盛，这里有弥漫的意思。四塞，充满四方。这句形容安禄山叛乱，战争蔓延的范围很广。“始滔天于燕齐”：这场祸乱像洪水一样是从燕齐二地发起的。滔天，本是描写水势之大，这是比喻大的灾祸。燕齐，安禄山是在范阳（今北京一带）发动叛乱的。范阳位于战国时燕地，与齐国毗邻，所以“燕齐”并提。以上四句是描写安史叛乱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祸患。“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六龙驾驶的车子是何等的四四荡荡，它载着白日迁移到秦地以西去。何，何等，何其、多么。六龙，古代神话中传说太阳乘的车子是由六条龙驾驶。这里比喻朝廷的官员、禁卫队等。白日，指皇帝唐玄宗。安禄山攻占潼关后，唐玄宗仓惶西逃，到蜀地避难，因蜀地在长安西南，故称秦西。这两句是讽刺唐玄宗的逃跑路线。“九土星分，嗷嗷凄凄。”九州，古代把中国分成九州，和天上的北斗星及二十八星宿分别对应，称作“分野”。这里指安禄山搞分裂叛乱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嗷嗷凄凄”：人民处于哀愁困苦之中。凄凄，悲苦的样子。“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我这个被投进监狱的囚徒，哭啼着呼唤苍天。“南冠君子”，见《左传·成公九年》春秋时楚国伶人钟仪，在晋国当俘虏时，还戴着楚国的帽子，因楚国地处南方，后来就用楚囚南冠来泛指囚徒。当时李白被囚在浔阳狱中，所以自称为南冠君子。“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高堂，通常称父母，这里大约是指朝廷。想念父母便悲痛地掩面哭泣，含着血的泪水，滴到地上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虽然已是春天的季节，但阴暗的监牢门前却连草也不生，我独自一人，深深地陷入哀怨和痛苦中难以排解。幽怨，隐埋在心中的哀怨。沉迷，不能自拔的意思。“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九江，即浔阳。这里的“兄”，可能是李白自指，不是另有一兄在九江。意思是一家人骨肉分离。羽化，古人把成仙叫羽化。可悲的是即使能成为神仙，也难相聚在一起。“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穆陵关，在山东沂水县北。李白的儿子伯禽这时在山东。豫章，郡名，即洪州，州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李白的妻子这时寄居在豫章。这两句意为：我可爱的孩子远在穆陵关北，使我忧愁、惦念，年老的妻子被隔在南方的豫章郡。“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一家人骨肉分离，像百草被风吹散一样，遇到危难的时候，再也不能互相照顾了。以上十二句是描写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和自己无辜入狱的悲愤心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种植上杂乱的榛树，而拔掉美好的桂树，把高贵的鸾凤囚禁起来，而宠爱无能的鸡。这两句以榛、鸡比喻腐朽无能的权奸，说明朝廷对他们扶植和重用；以桂、鸾比喻有才能的人，说明朝廷对他们的打击和排挤。指责当时的统治者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庸庸碌碌的人都窃据高位，而有才能的人反遭不幸。“舜昔授禹，伯成耕犁。”伯成，伯成子高，传说中尧舜的一个诸侯。当大舜把天下传授给禹的时候，伯成子高便辞去官职去耕田种地。“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德政从此衰败，我将到那里去安身？《庄子·天地》载：禹嗣舜位，伯成子高辞诸侯而去耕田，禹问其政，伯成子高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李白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天下被昏君搞乱，社会黑暗，自己无处安身。栖，栖息，安身。“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喜欢我的人可怜我，不喜欢我的人，怎么忍心在我临危的时候还来排挤我？“子胥鸱夷，彭越醢醯。”子胥，伍子胥，春秋时楚国人，到吴国去辅佐吴王，后被吴王杀死。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鸱夷，皮革做的大口袋。伍子胥当年被吴王杀死，用皮口袋装着尸体弃于江中。彭越，汉初将领，封梁王，后为刘邦所杀。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被汉高祖刘邦剁成了肉酱。“自古豪烈，胡为此繄？”胡，为什么，繄，语气词，叹息的声音。从古到今的英雄豪杰，为什么都是这样遭遇呢？以上四句是借古讽今，控诉现实政治的黑暗。自己有理想、有才能，想为平定安史叛乱，恢复国家统一贡献力量，却遭到惨酷迫害。“苍苍之天，高乎视低。”青天啊你居高临下，看看大地上的一切吧!“如其听卑，脱我牢狴。”如果你能听到地位低下人的呼声，那就把我解脱出这牢狱吧!其，代词，指天。卑，卑贱，指地位卑下的人。牢狴，监狱。“倘辨美玉，君收白珪。”白珪，白玉。倘若你能辨认美好的玉石，那就收下这洁白无瑕的美玉吧!这里是诗人以白珪自比，表示自己纯洁无辜，要求重新为平定安史叛乱贡献力量。
全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比喻的手法，揭露并讽刺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实行不抵抗的逃跑路线，造成了“九土星分，嗷嗷凄凄”的悲惨情景，国家统一被破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二部分，描写诗人自己遭受不白之冤，被系于浔阳狱中，从而家庭骨肉离散。第三部分，把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唐玄宗、唐肃宗，对他们昏庸腐朽的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诗人借古讽今，用历史传说批判了他们“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行为。表达了诗人遭受迫害的强烈愤慨。最后诗人向苍天呼告，他申述自己是无辜的，要求申雪冤情，为平定安史之乱、统一祖国，发挥自己的才能。
此诗在艺术上除了具有悲愤交集、情感激越，把揭露、批判、讽刺、愤恨、抗议集于一诗之外，在表现方法上的突出特色：首先是它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揭露、讽刺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大敌当前、安史叛军践踏祖国大好河山之际，统治者们不是愤起反抗，而是匆匆逃往西蜀避难。“何六龙之四荡，迁白日于秦西”的比喻就是以讽刺的语调，描绘李隆基逃命时的匆忙景象。其次诗歌还借用历史传说中的典故，讽刺唐代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如“子胥鸱夷”，“彭越醢醯”的悲剧，便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影射。又如“树榛拔桂”、“囚鸾宠鸡”的比喻，都从本质上揭露了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政治现实。
这首诗是写于浔阳狱中，全诗交织着诗人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对统治者的愤怒，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悲痛，对妻子儿女的牵挂。题名《万愤词》，正显示出李白囚系浔阳狱中，万感交集的愤慨心情。它不仅表达出诗人的痛苦和悲愤，同时也是对封建黑暗政治的有力控诉。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