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二句是作者独自隐居山中时的心态写照，他引用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七“日晚荒城上。苍茫余落晖”诗句。顾安《唐律消夏录》谓此诗首句‘掩柴扉’三字是虚句，不是实句。其实不必强作“虚”解，作“实”解亦通。人在门外亦可掩扉也，当是室内寂寞，故出门掩扉，环视山居外景以解闷，正切诗题“即事”者，咏眼前景物也。倘闭关室中，有何事可即！山居所见，皆幽寂澄淡之景，即之使人悠悠然，陶陶然，无复寂寞之感。
颔联二句运用了对比手法。夕照满山，鸟鹊还巢，行人归宅，柴扉紧掩，诗人以最传神的字眼来表现景物给他的最突出的印象和感受，以突出景象的自然生态和任其消歇的流变特征，构成禅趣颇深的整体暗示，光色彩象的转瞬即逝的恍惚，归人却在若即若离恍有恍无之间。从文艺美学角度看，生态活泼，情趣盎溢，弥满诗画气息的宁静生活极富运动感极富生命力的美。此联“遍”“稀”二字用得很妙。“遍”字表现松茂鹤多，“稀”字表现来访者少，两者对照写出山居环境的幽静。
颈联对句引用庾信《入彭城馆诗》：“槐庭垂绿穗，莲浦落红衣。”这一联用“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光影流转里体现出摩诘对隐逸生活的喜爱。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此句即为力证。
尾联末字落在一个“归”上，暗合其归隐之意，隐隐有陶潜之情。最后四句写出了夕阳西下，炊烟升起，嫩竹荷花清新可爱，人们采菱而归的景象，表现出作者悠然闲适的心情。
在王维的田园诗中，尽管周围是热闹活泼，生生不息，充满了活力的大自然，但诗人的心却是孤寂的。此诗虽然写出了作者惬意的生活，却又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落寞之情。大自然的万物都是热闹鲜活的，嫩竹、红莲，唯有诗人的心是寂寞孤独的。这样的心态，促使王维潜心地去发现去欣赏田园。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离愁别恨，也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各有不同，因而词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各异。严仁的这首词，以借景抒情取胜。
“一曲危弦断客肠”。写楼上别筵情景：宴席将散，一曲哀弦，愁肠欲断。万种愁情，借琴曲传出，令人魄荡魂销。首句便给通篇定下了基调，接着，作者又将笔对准到河桥附近的帆船上：人已进船，船舵和桅、“一转”，包含几许离愁别恨！这一句由将别而即别，词意推进一层，惜别的气氛更为浓厚。“江心”句由即别转到方别。帆随云动，写出了似为云所“带”的主观感觉。“楼上”一句，从对方着笔，终于拈出一个“泪”字来，把抒情气氛推上了高峰。
以上两句互为对偶，各写一方，将惜别之情，写得深挚感人。
下片直接抒写离情别意。头两句仍为写景。碧草芳美，岸柳才芽，青春作别，倍觉魂销。正是“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两句以美好的春景，反衬惜别之情。“载将”一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恨”写得具体而有分量。结拍二句改设问为肯定语气，是全词一气写分别至此必然的感情蕴积。以悠悠不尽的东流江水，喻绵绵不断的离别愁情，使主题进一步深化，令人回味不绝。
作者在上片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步步推进，虽不点破，却蕴蓄着浓厚的惜别之情，是融情于景的典范。下片惜别之情滔滔而出，亲切可感，表现出作者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这首诗的前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坚实有力，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是流传较广的名句。作者没有多用笔墨去铺叙事情的原委，一开始就用哲理性的诗句，雄辩地提出那种“无情”之辈未必是真正的豪杰，而“怜子”者倒完全可以是大丈夫。诗句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抽象地玩弄“有情”、“无情”的论客，严正指出，以“无情”自嘘的人并不就是英雄，用攻击别人的“怜子”，以显示自己的“无情”更是卑鄙可笑。在鲁迅看来，是否英雄，不在于它是否怜子，而在于他对敌人是否无情。诗句，先用一个“未必”，否定了“无情”论者，又用一个“如何”，诘问攻击“怜子”者，使之无言以对。这两句诗，是对仗的写法，但不是情对，也不是景对，而是理对。它的哲理性很强。气势也很壮。鲁迅在当时的众矢飞射之下，理直气壮地热爱其子，并把这种感情泛而至于广大人民，并不失为丈夫本色，而那些标榜“无情”的人却跟豪杰一点也不沾边。诗人痛斥“无情”论者，没有回避“怜子”，相反地正以“怜子”来证明攻击者的卑鄙，这就完全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这两句诗语意深刻，对仗天成，有否定，有肯定，有判断，有诘问，毫不费力，轻而易举，使得讥讽者自讨没趣，本相毕露。
后两句“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把“怜于如何不丈夫”的句意，扩展开来，在生动的比喻中给攻击者以嘲笑和挖苦；把老虎虽猛也要怜子之意充分表现出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曾记述说：“海婴性格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答客诮》一诗，完全写出了这种爱怜的情绪。”
这首诗，作者鲁迅分别通过否定句、反问句、疑问句，完成了诗的“起”、“承”、“转”；诗的首句“无情未必真豪杰”采用了否定句，这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常见，但直白易懂，起到了开宗明义的作用；第二句“怜子如何不丈夫”承接第一句，通过反问句式，在意思上更进一层，把“丈夫”与“怜子”联系起来。全诗的题旨更加具体显豁，范围由一般意义的“豪杰”缩小到有孩子的“丈夫”们；第三句干脆不再讲究委婉与周严，直接用“知否”打头，发出无可辩驳的质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推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语气也更加坚定。“未必”、“如何不”、“知否”都有否定语，却使立论步步深入，也使感情越来越强烈，为最后一句的“合”做了充分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