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诚实待人，这种教育方法是可取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诚实守信，不能说了做不到和说谎。
教育子女要注意言传身教不能以欺骗作为手段，做任何事都要说到做到，不能说谎。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样才能获到他人信任。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后果，要为以后着想。以后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能信口雌黄。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关山月》是一首较有感染力的抒情诗，引用汉代故事描述了因战事而离别的夫妇间相思之衷情与哀愁。诗人又巧用十五圆月作引子，抒发了内心的深情。此诗虽只有简洁八句四十个字，但写得情景交融，历历在目，呈现出一幅征夫思妇的互念互思的情感相思图。诗人基于深厚的功底，功妙的艺术构思，简洁的语言，成功地创作出这一首的古题新作。其中有三个值得赏析和品味的诗点。
首先，有感而作，国事家事也萦怀于心，将边关战争和征夫思妇融于一起而描述在诗中。当时也是多事之秋，战事频繁，影响到国泰民安，百姓家庭团圆幸福，诗人抓住征夫远在边塞而思念家人的情思作为着笔点，既有了边关战事，更写出了远征战士家庭的情感，流露出对征人远离亲人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这首诗作成功之处就在于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与人民性，摆脱了宫体诗作内容的贫乏。
其次，诗作构思设计的艺术性。以十五夜之月为线索，从而勾引出征夫在边塞月下思妻，高楼上妻室念征夫的两个情景画面，这是在情景交融中抒发了两地相思情增和怨伤。而后四句则又转回到边塞的征夫心怀：战事犹酣，解甲归田恐是遥遥无期，忧虑无限，无形中也对应思妇在高楼遥望边疆而无眠，隐含了思妇伤心地牵挂，企盼早日相聚。这样一种构思巧妙地突出：对战争的怨恨；对夫妻别离思念之同情；对圆月美景却带来了更多离愁的怨伤。
再次，语言应用简洁圆润，善用词语增强意蕴。八句四十字，简明清晰，用“高楼”更见望眼欲穿，“云阵”和“战气”更见战事形势紧张，气氛逼人，“映”更见城楼军旗飘荡，杀气迷弥。“复”更突出归期遥遥。这也显露诗人纯熟的诗歌语言和平时的功底。
全诗通过将士征战四方的历程，影射出思念之情，期盼战争尽快结束，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