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集春景、乡思、归梦于一身的作品。前二句述写异乡的春天已经过去,隐含了故乡的春色也必将逝去的感慨;后二句想象春风非常富有感情而且善解人意,仿佛理解了诗人的心情而特意为他殷勤吹送乡梦。
“杨柳阴阴细雨晴,残花落尽见流莺。”这是一个细雨初晴的春日。杨柳的颜色已经由初春的鹅黄嫩绿转为一片翠绿,枝头的残花已经在雨中落尽,露出了在树上啼鸣的流莺。这是一幅典型的暮春景物图画。两句中雨晴与柳暗、花尽与莺见之间又存在着因果联系。“柳色雨中深”,细雨的洒洗,使柳色变得深暗了;“莺语花底滑”,落尽残花,方露出流莺的身姿,从中透露出一种美好的春天景物即将消逝的意象。异乡的春天已经在柳暗花残中悄然逝去,故乡的春色此时想必也凋零阑珊了吧。那漂荡流转的流莺,更容易触动羁泊异乡的情怀。触景生情,悠悠乡思便不可抑止地产生了。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这是两个出语平易自然,而想象却非常新奇、意境也非常美妙的诗句。上句写春风吹梦,下句写梦逐春风,一“吹”一“逐”,都很富有表现力。它使人联想到,那和煦的春风,像是给入眠的思乡者不断吹送故乡春天的信息,这才酿就了一夜的思乡之梦。而这一夜的思乡之梦,又随着春风的踪迹,飘飘荡荡,越过千里关山,来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在诗人笔下,春风变得特别多情,它仿佛理解诗人的乡思,特意来殷勤吹送乡梦,为乡梦作伴引路;而无形的乡梦,也似乎变成了有形的缕缕丝絮,抽象的主观情思,完全被形象化了。
不难发现,在整首诗中,“春”扮演了一个贯串始终的角色。它触发乡思,引动乡梦,吹送归梦,无往不在。由于春色春风的熏染,这本来不免带有伤感怅惘情调的乡思乡梦,也似乎渗透了春的温馨明丽色彩,而略无沉重悲伤之感了。诗人的想象是新奇的,奇妙的想象将强烈的乡思形象化、具体化了。在诗人的意念中,这种随春风而生、逐春风而归的梦,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美的享受,末句的“又”字,不但透露出乡思的深切,也流露了诗人对美好梦境的欣喜愉悦。
唐代诗人写过许多出色的思乡之作。悠悠乡思,常因特定的情景所触发;又往往进一步发展成为悠悠归梦。武元衡这首《春兴》,就是春景、乡思、归梦三位一体的佳作。这首诗所写的情事本极平常:看到暮春景色,触动了乡思,在一夜春风的吹拂下,做了一个还乡之梦。而诗人却在这平常的生活中提炼出一首美好的诗来,在这里,艺术的想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首诗虽然说的是题画,却颇多咏怀言志之意,以题画为线索,融画意、友情、感慨于一体,于意象超远中见奇崛之气。 全诗十六句,四句一转韵。诗的前四句从苏轼遭贬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引发归隐青林之想;五至八句写郭熙平远秋山图画意荒旷杳远;九至十二句表达诗人的南归之心;最后四句承上写诗人归愿难遂,求画慰归心。全诗章法曲折有序,韵法神形齐备,句法明丽清秀,内涵深蕴。
“黄州逐客未赐环,江南江北饱看山。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由“卧对”而“发兴”,用一“已”字,写出了苏轼身在玉堂,心游青林,顿然间神驰魄动的精神状态,点出郭熙画作使人“真即其处”的特点,真是“笔所未到气先吞”。这四句为平声删韵。按次韵诗惯例,隐括苏轼原作大意,叙述其在玉堂,即翰林院看郭熙画,因而萌生青林之思、隐逸之想。诗人次韵,语句多与苏轼原诗相应,却变化其次序。他从苏轼贬谪黄州起笔,转入玉堂观画,同时引发隐逸之想。诗人这一变化首先突出了郭熙画作的传神处。郭熙所谓“象外意”“景外妙”,就是要使人“见青山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总之,要使人观此画而“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苏轼原诗已有此意,诗人更用倒插句法来突出它。这一变化更使这首诗起笔即有龙腾虎跃之势。黄州与京师地隔千里,苏轼从遭贬到被召回,已有七年。这四句却以极简省的笔墨将偌大的时空距离紧紧相连。前二句由“黄州逐客”起,起得陡健;三句转入玉堂观画,转得突兀;四句既照应二句“饱看山”,将前三句紧相钩连,又落脚于“青林间”,点出一篇主旨,为后文开出无穷天地。
“郭熙官画但荒远,短纸曲折开秋晚。江村烟外雨脚明,归雁行边余叠巘”,郭熙《秋山》图虽为御院画,却不像当时画院派那样偏重形似,而是崇尚荒旷杳远的意境。第六句含三重意,说此画虽为短幅,但是笔致曲折,能于尺寸之间开拓出一派秋晚旷远景色。“短”“曲折”“开”一语一转,句法拗折夭矫。五、六两句是虚写,七、八两句则实写,以补足上面的意思。从苏轼原作可知此画是一幅平远秋山图。从“外”字“余”字可以看出这是远景,正合从近山望远山之意。近景处将霁未霁,所以雨点明晰可辨,而景深处渐远渐淡,叠嶂江村正在烟岚之外若沉若浮。山峦的另一端上方,又有一行秋雁高飞南向。雨烟与叠巘的隐显变化,雁行与层峦的远近映衬,构成了“有明有晦”的色调、“冲融而缥缥渺渺”的意境。虽然画面上并未致力于秋山形状的刻画,然而其荒远之致却从字里行间很好地表现了出来。遭际相同、气味相投的两位大诗人,在郭熙那种荒旷杳远的画意中又一次发生了共鸣。这四句转用上声阮韵,承上“郭熙画”正写画面,照应原作“离离短幅”二句。
“坐思黄柑洞庭霜,恨身不如雁随阳。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四句转平声阳韵,“画取”四句复转入声质韵,此二节韵意不双转。前四句承上秋雁之行而生南归之思,意脉遥遥呼应首节“青林”之想。“坐思黄柑”句化用唐代韦应物:“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秋霜降,桔柏黄,诗人却不能归去,于是感叹“恨身不如雁随阳”。“恨身不如雁随阳”句是化用杜甫“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表面上与上文意不相续,实则“雁随阳”句点明“黄柑”之思的含意,复将诗脉接回到画上来,以顿挫回旋之笔转入下文。既然归隐的愿望不能实现,那么慰藉情感聊胜于无,趁郭熙头虽白而目力尚能映窗作画时,请他“画取江南好风日”,以稍慰衰鬓游子的归心吧。这里“熙今”七句用的韵与“黄柑”二句相协调,意思则直接与下面“画取”几句相接,是三、四节的关键,不但补写了《秋山》图的主人形象,而且极自然地由三节过渡到四节。最后二句仍就求画而言。化用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句意收束全诗。杜甫诗言盛唐名画家王宰的佳作都成于舒闲不迫之间。诗人却变化其意,笔锋一转,说道:只是郭熙虽然肯作画,但他像王宰一样,要十日五日方能画得一幅,这对于渴望立刻见到家乡山水的诗人来说,略嫌迟缓。至此,全诗在迫切期待中结束。从次韵角度看,与苏轼原诗末尾求取龙门伊川图相应;而从此诗意脉看,又与开首苏轼的“青林”之思遥相呼应,画意、友情、归隐之思,一笔总收,余意荡漾于尺幅之外。
这首诗艺术上成功之处是能于跌宕恣纵之间表现出法度的深严,可从三方面体会。
章法:全诗的内涵很复杂,有苏轼与郭熙画做的关系,也有诗人自己与郭熙画作的关系及他与苏轼的关系。在这众多意思中,黄庭坚把握住情趣高洁旷远这一点,这正是郭画的精髓,也是苏、黄友谊的基础,这就在命意上抓住了根本,然后通过精心的结构,曲折有序地加以表现。作者首叙苏轼对画,末写自己求画,中间正写郭画以联结两端。在顺叙中处处用逆笔作顿宕勾勒,诗势似断复续,读来有龙腾虎跃之势。
韵法:这首诗用韵宽平,并且遵守七言诗四句一转韵、平仄互押的惯例。首四句用平声删韵,音调舒展清亮,正适于表现苏轼观画的旷逸情致。次四句用上声阮韵,音调上扬宛转,又很适宜表现郭画悠远的意境。这两节意随韵转,故节奏舒徐,有清远之趣。由观画而思乡,陡转平声阳韵,如大钟骤鸣,表现出画境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强烈振动。末段又转入声质韵,短促的节律又如同在诉说诗人渴望家乡山水的焦切心情。这两节韵脚音质变化大,又参用古诗韵意不双转之法,在古朴峭折的音律中隐隐透出一种抑郁之气。由舒徐清远而峭折不平,正反映了诗人观画时心情的变化。
句法:诗人的诗工于锤字炼句,前述“郭熙官画”二句的含意屈折、“但熙肯画”二句的善于点化,均是好例。更从全篇看,此诗前后两部分造句均陡快豪健,而中段的“江村”、“归雁”二句,明丽清秀,摇曳生姿,如同老树开花,别添一段妩媚。全诗因之而有变化神奇之妙。
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
此诗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诗一开头便紧切题目,写异乡异土生活的孤独凄然,因而时时怀乡思人,遇到佳节良辰,思念倍加。接着诗一跃而写远在家乡的兄弟,按照重阳节的风俗而登高时,也在怀念自己。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其中“每逢佳节倍思亲”更是千古名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开篇一句写出了诗人在异乡的孤独之感。诗人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用了一个“独”、两个“异”字,可见诗人在外强烈的异地作客之感,在外越是孤独,诗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就越强烈。在当时封建社会里,交通闭塞,人们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地域之间的往来较少,所以不同地方的人们在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语言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诗人离开生活多年的家乡到异地生活,自然感到陌生而孤单。诗人平淡地叙述自己身在异乡,但是其中却包含着诗人质朴的思想感情。
如果说平日里思乡之情可能不是感到那么强烈,那么,诗人“每逢佳节倍思亲”。“佳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大家在一起畅谈欢笑,而现在呢,诗人只身客居异地,在代表团圆的节日里不禁想到了家乡里的人和事、山和水等诗人在家乡时的美好回忆,种种回忆触发诗人无限的思乡之情,并且越想越思念,以致于一发不可收拾。这句写得自然质朴,如娓娓道来,也写出了许多在外漂泊游子的真切感受,很具有代表性。
前两句,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直接法”。几乎不经任何迂回,而是直插核心,迅即形成高潮,出现警句。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造成后劲不足。这首诗的后两句,如果顺着“佳节倍思亲”作直线式的延伸,就不免蛇足;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也很难办到。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紧接着感情的激流,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看似平静,实则更加深沉。
“遥知兄弟登高处”,诗人从直抒胸臆,转笔写到自己对亲人团聚的联想,遥想兄弟们在重阳佳节登上高山,身上插着茱萸,该是多么的快乐。如果诗人单单是想到亲人们的欢乐,倒可以缓解诗人的思乡之情,但是,诗人在最后写到“遍插茱萸少一人”,原来诗人想到的不是欢乐,而是自己没有在家乡和亲人们欢度佳节,所以亲人在插茱萸时也会发现少了一个人,这样亲人们肯定会思念我的。这就曲折有致,出乎常情。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正是它的深厚处、新警处。杜甫的《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这两句异曲同工,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
这首诗写作者二月返道州的夜行中,平阳守吏盘问姓名的事。
诗的前两句“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渲染出了一幅美丽怡人的湘江春夜图。从长沙还道州,本属逆水,又遇江水上涨,作者却说“宜夜行”。这样写,是正因为实际情况不便行舟,才需要努力和乐观的缘故。这两句将二月湘江之夜写得平和美好,“春水平”写出了江面的开阔,“和风”写出了春风的和煦,“满月”写出月色的明朗。诗句洋溢着乐观精神,深得民歌之神髓。
“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两句是诗人信手拈来一件行船途遇之事,做入诗中:当桨声伴着歌声的节拍,行驶近平阳戍(在衡阳以南)时,突然传来高声喝问,打断了船歌:原来是戍守的官吏在喝问姓名。如此美好、富于诗意的夜里,半路“杀”出一个“守吏”,大煞风景。本来应该听到月下惊鸟的啼鸣,远村的犬吠,那才有诗意。前人也一直是这样写的,但此诗一反前人老套,另辟新境。“守吏相呼问姓名”,这个平凡的细节散发着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
在大历(唐代宗年号,766-779)年间,天下早不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那般太平了。元结做道州刺史便是在“州小经乱亡”(《舂陵行》)之后。春江月夜行船,遇到关卡和喝问,破坏了境界的和谐,正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其次,这一情节也写出了夜行船途中异样的感受。静夜里传来守吏的喝问,并不会使当时的行人意外和愕然,反倒有一种安全感。当船被发放通行,结束了一程,开始了新的一程,乘客与船夫都会有一种似忧如喜的感受。可见后两句不但意味丰富,而且新鲜。这才是元结此诗独到之处。
这样的诗句是即兴式的,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敢于把前所未有的情景入诗,却非有创新的勇气不可。和任何创造一样,诗永远需要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