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从气候的变化造成一种凄苦的氛围。“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秋风飒飒,寒霜遍地,寥廓天宇,万物萧条,花木凋零,寒气逼人,营造出一幅么令人伤感怀人的情景。
诗人先从无生命的景物再写到有生命的胡燕,进一步造成感伤怀人的氛围。秋高气爽,春燕南归。一年一度来来去去的春燕,就要告别主人回南方去了。成双成对的春燕在檐前窃窃私语,它们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原来的旧居,非常的留恋,但是它们更思念家乡,所以最后还是飞走了。这首诗写到这,将相思的情境描绘得突出而充分,把牵动相思的气氛造的浓浓的。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彼及此:“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春燕思家,南归去了;游子思乡,不得北返。胡燕春来秋去,尚急切欲归,游子离家已多年,还是归无时日。作者只好把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写成诗文,寄给远方的妻子,但谁知涕泪纵横,连书信的封口都无法封住。这里虽然略带夸张,但前后转得自然,情境与人的情感和谐一致,融为一体,给人艺术的真实感。另外以此结尾,给人留下言语表达不尽的情思、无法遏制的哀伤。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善于把人所共知、反习而不察的人生体验指点出来,而且用的是极自然极简练的语言。这往往使人感到又惊讶又亲切。此二句即一好例。诗人回忆自己少壮时代,即便没有遇上快乐的事情,心里也自然地充满了欣悦。对于人类来说,珍惜生命价值、珍惜寸阴之精神乃是长青的。“无乐自欣豫”的“自”字,下得准确而微妙,直道出年青生命自身无穷的活力与快乐。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情调。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向上的精神生命受了文化的教养,便升华出“猛志”。按照传统文化,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志向。“猛志”之猛,突出此志向之奋发、凌厉。“逸”,突出此志向之远大、超越。“骞翮”即展翅,“翥”者、飞也。猛志所向,超越四海,有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以上四句回忆少壮时代生命情调,诗情从容之中,而有飞扬之势。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年光苒苒流逝,当年那种雄心,渐渐离开了自己。诗情由此亦转为沉抑。“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即便遇上了欢乐的事情,也不再能欢乐起来,相反,常常怀有深深的忧虑。此二句写出人到中年、晚年之体验,与起笔二句形成深刻对照。诗人对自己的遭遇、时代,一概略而不言,唯反求诸己。所以写出的实为一种人生体验之提炼,一种生命自身的忧患意识。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气力渐渐衰退,转而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了。深感形体生命的逐渐衰老,这还仅仅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一层次。“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此处是借用“壑舟”喻指生命。观下二句中“止泊”二字,即承“壑舟”而来,可证。此四句,语气连贯为一意群。生命耗逝,片刻不停,使自己不得停留地走向衰老。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未来的人生道路,不知还有多少途程,也不知生命之归宿将在何处。联系上文之“猛志”及下文之结笔,则此二句之意蕴,实为志业未成之隐忧。生命日渐有限,而生命之价值尚未实现,这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二层次。
结笔乃更进一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生命之价值是在每一寸光阴之中实现的,寸阴可惜。古人珍惜寸阴,顾念及此,不能不使人警惧怵惕!珍惜寸阴,念此警惧,足见犹思奋发有为,此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三层次,亦是其忧患意识之一提升。结笔二句,深沉、有力。其启示意义,乃是常新的。
渊明此诗之主题意义,为一种生命之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之特质,是形体生命逐渐衰老,而生命之价值尚未能实现,终于产生再奋发再努力之自我觉悟。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主体价值之实现,有三种模式。“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德是为第一义。陶渊明之一生,于立功的一面,虽然未能达成,可是,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已经不朽。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若没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精神,陶渊明之成其为陶渊明,将是不可想像的。
此诗在三个时间点上辐射和展开意象:其一,回首过去,生命意象是展翅高飞的大鹏,情调是“昂扬”、“欣豫”;其二,察视现在,生命意象是生命力锋颖的衰颓与磨损。情调是“忧虑”“无复娱”;其三,眺望未来,生命意象是前途无几许的孤舟。情调是“忧惧交加”。时间的跳跃交错,生命的盛衰交替,情调的忧、乐、惧交织,使此诗仿佛是一个时间与生命的三重奏,展现了丰富而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全过程。
全幅诗篇,呈为一种苍凉深沉之风格。诗中包蕴了少壮时之欣悦,中晚年之忧虑,及珍惜寸阴之警惧。诗情之波澜,亦由飞扬而沉抑,终至于向上提升。全诗体现着陶诗文体省净而包蕴深远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实为中国诗歌艺术造诣之一极致。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诗前六句怀念过去,回视今日。诗说前些年在白浪如山的东海中遨游,把鲸鱼肉切细了做鱼羹;去年在南山射虎,晚上归来,雪满貂裘。这回忆过去的四句,脍鲸事是虚写,打虎事是实写,句子十分豪壮,气魄很雄伟。写白浪、急雪,都寄托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胸襟气魄,与他志灭金虏、向往收复失土紧密相连,读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弃疾所赋的“壮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那样雄壮的场面。陆游与辛弃疾表达的都是实施报国杀敌行动的热忱,也都流露时光流逝,一事无成的感慨。正因为前年、去年的生活都过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去年在南郑,地处前沿,更符合他杀敌立功的抱负,此较下来,更加显得今年的不堪。他想到自己已年近五十,容颜苍老,颓唐失意,感到非常愁闷。“最堪笑”、“羞自照”是自我解嘲,中间埋藏着无限的不平与感伤。祖国的前途如何?自己的前途又如何?他痛苦地求索着。
于是,诗人借酒消愁,醉后,满腔的疾愤都喷发了出来。表面上,他惊诧自己居然酒后能狂,脱略形骸,然而透视他的内心,这不是醉醺醺的狂态。其实诗人是在凭藉醉酒,抒发心中强烈的不平,痛恨国家恢复无策,坐失良机,正如下面所说的,是“逆胡未灭心未平”,自己也同“孤剑床头铿有声”。这两句正面的叙述,正是诗人慷慨的誓词,与他在《长歌行》中所说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相同,都表现了赴沙场杀敌的渴望及蹉跎岁月的苦闷。
最后,诗人酒醒了,身在破败的驿站里,梦觉后,眼前是黯淡的灯光,窗外是风声雨声。这两句写得低沉郁闷,是写景,也是抒情。那昏昏灯火,那凄厉的风雨声,更使诗人心中扰乱不堪,更何况,这半夜的风雨,在诗人刚才的梦中,正像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所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陆游胸中所存的一段不可磨灭的杀敌锐气,以及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伤悲,因此诗写得跌宕奇崛,似狂似悲。忽而豪气奋发,如江水流入三峡,气势雄伟;忽而忧愁苦闷,如寡妇夜哭,哀哀欲绝。诗在用韵上也与内容密切配合,十二句诗换了四个韵,节奏感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