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
这首七律题为《竹轩诗兴》，写竹轩景物，自然清丽。从所写的景致中，可以看出作者本身的志趣。作者虽然出身于勋业很高的富贵之家，但心志清隽，爱好闲雅，摆脱了富贵子弟庸俗的习气。修竹本以它的高洁和潇洒，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激赏。
开头两句：“柴门风卷却吹开，狭径初成竹旋栽。”写竹轩面对柴门，清风卷来，柴门被自然地吹开了。轩的前面，是刚刚开辟不久的小径，径边栽上了许多篁竹，环境是非常优雅的。
第三四两句：“梢影细从茶碗入，叶声轻逐篆烟来。”写竹梢的清影，和竹叶被风吹动的响声。妙在结合轩中的清事来写，显得自然而洒脱，足以引起诗人的诗兴。当轩静坐，竹梢的影子，都好像通过茗碗细细地落在轩中似的。篆烟飞起了，竹叶的音响，宛如随着篆烟轻轻地飘来。在静观当中，确实是体会得非常细致。
第五六两句：“暑天倦卧星穿过，冬昼闲吟雪压摧。”仍然是写竹轩清趣，但和前两句意境显然不同。前两句写的是平时，这两句却写的是暑天的夜晚和冬天下雪的白昼。前两句以写竹为主，以轩中的品茗、焚香为辅。这两句以轩内倦卧看星，和冬天对雪闲吟为主，而以“星穿过”和“雪压摧”相应地写竹，达到水乳交融、情景俱妙的程度。从诗句中作者告诉人们：暑天，这里宜于乘凉倦卧，可以看到星从修竹的上面穿过；冬天，坐在这吟诗，可以看到素雪压在竹枝的清景。这样倦卧也好，闲吟也好，竹轩都可以供以诗情、诗兴，而此情此景，都非在其他的处所所能领略到的。作者为诗，不求工而自工，从这几句诗中，也就可以使人心领而神会了。
结尾两句：“预想此时应更好，莫移墙下一株梅。”作者因此时尚在夏季，所以第六句所写的情事，只是虚写，是预想如此。作者设想到了冬季，这儿的清景，一定格外宜人。冬天是梅花的季节，梅花的寒香冷蕊，配上修竹的疏枝翠叶。纵使不是雪天，也便梅竹同淸，使竹轩更有幽致。若是下雪的话，那么雪地咽梅花，静听竹林里敲金戞玉的声音，此境岂不更加清绝。所以作者在诗中叮嘱自己说：“莫移墙下一株梅，”梅花将为竹轩带来更多的诗兴啊！到那时节，是“日暮倚修竹”，还是欣赏月下的梅花，那就听自己的便了。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
《赠柳》，其实就是咏柳。咏而赠之，故题曰“赠”。前人认为此诗有本事，冯浩并认为系为洛阳歌妓柳枝作。由于年代久远，别无旁证，真实情况，已难考知。
李商隐对柳很有感情，他的诗集中，以柳为题的，多至十几首。这一首同他别的那些咏柳诗不同，它的背景不是一地一处，而是非常广阔的地域。“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首联就从京城长安到大江之滨的江陵，写柳从北到南，无处不在，“掩映”“参差”，秀色千里。
“掩映”、“参差”，是写柳色或明或暗，柔条垂拂的繁茂景象，点出时间是在春天。由“从”（任从）到“更”的变化，把柳的蓬勃生机，渲染得更加强烈。次联“风流”、“婀娜”，则是写柳的体态轻盈。柔长的柳枝，千枝万缕，春风吹拂，宛若妙龄女郎，翩跹起舞，姿态是非常动人的。“见说”是听见别人说，包括古今之人对柳的赞赏。“来当”句是说自己见到眼前之柳的时候，正当其婀娜多姿之时，表现出诗人的欣喜之情。上面四句，从广阔的背景上，对春柳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写出了她妩媚可爱的风姿。
下面接写柳色绵延不断。一到春天，路旁堤畔之柳笼烟罩雾，葱茏翠绿，望之令人心醉。诗人的目光，正是被这迷人的柳色所牵引，向前移去，直到桥边，眼看柳色就要被隔断，可是跨过桥去，向旁一弯，却又顺着长堤，向前延伸，最后虽然眼中已望不见柳，但心中仿佛仍然见到青青的柳色向远方伸去。“行”作“行踪”、“踪迹”解。“意相随”既指春柳傍随长堤而去，也指诗人的心为柳所系，紧随不舍，最后直至青楼酒旗、柳花似雪之处。“青楼”、“酒旗”是人间繁华之地；飞花似雪是春柳盛极之时。“忍”即忍心之意，字里透露出诗人的痛惜之情。花飞似雪，固然美极盛极，然而繁华已极，就意味着离凋谢不远。两句把春柳的繁华写到极致，也把诗人的爱惜之情写到极点。纪昀评此诗云：“五、六句空外传神，极为得髓。结亦情致可思。”（《李义山诗集辑评》）这四句，意境很美，言外之意不尽，很耐人寻味。
清代王士禛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带经堂诗话》）此诗全篇八句，纯用白描，篇中不着一个“柳”字，却句句写柳。而且，仔细玩味，又会发觉它们既是写柳，又象是在写人，字里行间，仿佛晃动着一位窈窕女郎的倩影，风流韵致，婀娜多情，非常逗人喜爱。她也许是诗人的友人，也许就是诗人的情人，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分离了。咏柳即咏人，对柳之爱怜不舍，即对其所爱之人的依恋与思念。似彼似此，亦彼亦此，不即不离，正是此诗艺术表现的巧妙之处。冯浩说此诗“全是借咏所思”（《玉溪生诗集笺注》），大旨是不错的。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