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是一首在应进士科举前所作的呈现给张籍的行卷诗。前两句渲染典型新婚洞房环境并写新娘一丝不苟地梳妆打扮。后两句写新娘不知自己的打扮能否讨得公婆的欢心，担心地问丈夫她所画的眉毛是否合宜。此诗以新妇自比，以新郎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官，借以征求张籍的意见。全诗选材新颖，视角独特，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将自己能否踏上仕途与新妇紧张不安的心绪作比，寓意自明，令人惊叹。
以夫妻或男女爱情关系比拟君臣以及朋友、师生等其他社会关系，乃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从《楚辞》就开始出现并在其后得到发展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此诗也是用这种手法写的。
古代风俗，头一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清早新妇才拜见公婆。此诗描写的重点，乃是她去拜见之前的心理状态。首句写成婚。洞房，这里指新房。停，安置。停红烛，即让红烛点着，通夜不灭。次句写拜见。由于拜见是一件大事，所以她一早就起了床，在红烛光照中妆扮，等待天亮，好去堂前行礼。这时，她心里不免有点嘀咕，自己的打扮是不是很时髦呢？也就是，能不能讨公婆的喜欢呢？因此，后半便接写她基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言行。在用心梳好妆，画好眉之后，还是觉得没有把握，只好问一问身边丈夫的意见了。由于是新娘子，当然带点羞涩，而且，这种想法也不好大声说出，让旁人听到，于是这低声一问，便成为极其合情合理的了。这种写法真是精雕细琢，刻画入微。
仅仅作为“闺意”，这首诗已经是非常完整、优美动人的了，然而作者的本意，在于表达自己作为一名应试举子，在面临关系到自己政治前途的一场考试时所特有的不安和期待。应进士科举，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乃是和女孩儿出嫁一样的终身大事。如果考取了，就有非常广阔的前途，反之，就可能蹭蹬一辈子。这也正如一个女子嫁到人家，如果得到丈夫和公婆的喜爱，她的地位就稳定了，处境就顺当了，否则，日子就很不好过。诗人的比拟来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很有典型性。即使如今看来，读者也不能不对他这种一箭双雕的技巧感到惊叹。
朱庆馀呈献的这首诗获得了张籍明确的回答。在《酬朱庆馀》中，他写道：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于朱的赠诗用比体写成，所以张的答诗也是如此。在这首诗中，他将朱庆馀比作一位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因此，必然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这次考试担心。
首句写这位姑娘的身分和容貌。她是越州的一位采菱姑娘。这时，她刚刚打扮好，出现在镜湖的湖心，边采菱边唱着歌。次句写她的心情。她当然知道自己长得美艳，光彩照人。但因为爱好的心情过分了，却又沉吟起来。（沉吟，本是沉思吟味之意，引申为暗自忖度、思谋。）朱庆馀是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越州多出美女，镜湖则是其地的名胜。所以张籍将他比为越女，而且出现于镜心。这两句是回答朱诗中的后两句，“新妆”与“画眉”相对，“更沉吟”与“入时无”相对。
全诗以“入时无”三字为灵魂。新娘打扮得入不入时，能否讨得公婆欢心，最好先问问新郎，如此精心设问寓意自明，令人惊叹。后半进一步肯定她的才艺出众，说：虽然有许多其他姑娘，身上穿的是齐地（今山东省）出产的贵重丝绸制成的衣服，可是那并不值得人们的看重，反之，这位采菱姑娘的一串珠喉，才真抵得上一万金哩。这是进一步打消朱庆馀“入时无”的顾虑，所以特别以“时人”与之相对。朱的赠诗写得好，张也答得妙，文人相重，酬答俱妙，可谓珠联璧合，千年来传为诗坛佳话。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
这是李后主的一首残词，可能是一些草稿。写作的时间是春暮，“樱花落尽春将困”跟另一首的“樱桃落尽春归去”意思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樱桃落尽阶前月”的意境也是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高手填词是不喜欢重复的，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意境不应该连续的出现。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填词的草稿，写不满意的就弃之不用，重新再写。这几首词的意境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凋零的一个是樱花，一个是樱桃。
樱花樱桃同是蔷薇科樱属，樱花也结果，但是以花出名，樱桃也开花，但是以果实闻名。樱桃，因莺鸟所含食，故名含桃、莺桃，汉代始称“樱桃”。早在周代，就因它是春天最先成熟的果实，作为祭献给祖宗的佳肴，被送到宗庙里供奉。汉惠帝时，叔孙通建议：“礼，春有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献果之例遂兴。冬日乍去不远，春寒料峭之际，能将通红透亮、鲜嫩可口的樱桃摆上供案，满透着吉祥温暖的气息。想那君王眼见着有这样如意的礼物送给祖先，心情定是无比欢快，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所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甫《往在》）。而在供奉之余，自己采摘几把，端详一番，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味起来，甜甜酸酸，又是一番快活事。
既然是每年都要上供宗庙，每年都乐于品尝，君王们在自家园林里栽植一些樱桃树，也就自然而然了。“御苑含桃树”（明吴国伦《樱桃花》），“紫禁朱樱出上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说的都是皇家樱桃了。樱桃树就在帝王的不远处，它的花发结实，都会轻易映入眼帘，梁宣帝、唐太宗都写有赞赏樱桃的作品。因为樱桃年年献于宗庙的传统，它就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荣衰与共。
李煜隐居不成，被迫当上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遭后周侵袭多年，屡战屡败，国势日衰。赵匡胤建立宋朝，陆续吞并一些小国后，加紧了对南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煜满目苍凉，再也不会有唐太宗的心境，写不出“朱颜含远日”、“低枝映美人”那样描写樱桃的欢快作品了。然而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晓得“含桃荐实”，他必定年年要去奉献樱桃给已故的祖父李昪、父亲李璟。“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白居易《吴樱桃》）辖有吴地的南唐的樱桃本是大江南北最茂盛、最有光彩的，然而看着如此晶莹剔透的樱桃，想到风雨飘摇的江山，李煜毫无“永永垂无穷”的信心。他在《破阵子》中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在城破受降次日，李煜没有忘记去辞别宗庙，此时此刻，挥泪不尽，最是伤心。再过十天半月，樱桃花就要开了；再过一个多月，樱桃就将累累低垂，他就可以到禁苑中，采摘上新鲜的几十串，送到宗庙里来供养了。然而辞别之日，永无归期。“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和他李煜，都似那飘落的花朵，纷纷霏霏，如雨，如泪，落下尘埃。李煜失魂落魄地沉浸在飘零的樱桃花雨中，这更符合他的心事。故而在他的词里，不见樱桃，但见樱桃花：“樱桃落尽春归去”、“樱花落尽春将困”。
这些作品就算原来是不残缺的，也应该算作是半成品。作者反复斟酌，心里面都感觉不满意，以至于几易其稿，于是就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