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承天的《战城南》诗是他于“晋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末私造”《鼓吹铙歌》十五篇中的一首。铙歌,即“短箫铙歌”,本为军乐。何承天的这组《鼓吹铙歌》,“虽有汉曲旧名,大抵别增新意,故其义与古辞考之多不合”(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者以颂扬赞美态度来描写战争,旨在“建威扬德,劝士讽敌”。其诗主题格调与表现形式,均与汉乐府古辞迥然有别。
此诗以叙阵战为主,采用整齐的三、三、七句式,每三句为一层意思,全诗二十四句,可分作四段来看。
开头三句为第一段。首句“战城南”系套用乐府古辞语。作者起笔拉开战幕,描绘出大战的场景。“勍敌猛”以下六句为第二段,分别从敌我两方来写。前三句言敌方兵强马众,攻势凶猛;后三句写己方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仗大顺”,谓依顺天道民心。“应三灵”,指得日、月、星三灵垂象之应。如陈琳所谓“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军武赋》)古称“明王之征”,必顺天命以伐无道。战前先“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司马法》)而后命将兴师。作者在此强调己方乃“正义”之师,将士激于义愤,争相赴敌。“长剑击”至“长角浮叫”九句为第三段,写战场交锋。最后六句为第四段,写扫平“敌寇”,尽歼“逆徒”,余黎沾惠,百姓讴歌及班师回朝,庆功祝捷。
古代诗歌叙写战争,由来已久。早在《诗经》雅诗中就有如《常武》(《大雅》)、《六月》、《采芑》(《小雅》)等名篇,屈原《九歌·国殇》亦是一篇写战争的杰作。《诗经》雅诗之叙战事,多赞美周室功德,铺扬威烈。一般不在诗中直接描写作战场面,而是着重表现己方军威气势。如《大雅·常武》篇写周宣王征徐夷,第五章正叙兵事,云“王师啴啴(tān tān,众盛貌),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苍,如川之流”。以一连串比喻表现周军进击时排山倒海,一往无前之势,显得威武雄壮,气势磅礴。《九歌·国殇》有一节描写两军交锋,车列毂错,短兵相接,写得悲壮慷慨。然诗人意在祭悼战败死国的楚将士亡灵,而非耀武扬威,因而诗中叙阵战只是作为抒哀思的陪衬。何承天此诗则有与《诗》、《骚》等战事诗不同的特色。作者在诗中对阵战展开正面描写,既有鸟瞰式的宏大场面,又有形象具体的战斗描绘;运用写实兼比喻、夸张及声、色渲染等表现手法。诗中有的地方写得较简炼概括,有的地方着力铺张描状。如第二段写双方对阵情势,“横阵亘雷若屯云”一句,表现敌方“百校罗峙,千部陈列”,弥原盖雷,如黑云压城的强大阵势。写敌方的强大,既见战争情势之险恶与严酷,又反衬己方严阵以待,临危不惧。作者接下不对己方军容阵势作相应的描写,而以“义之所感士忘生”一句有力地表现将士们同仇敌忾,“师直为壮”。这样避免了单调与重复,又突出晋军克敌制胜的原因,文笔简洁,有较强的概括和表现力。
两军正面冲突,交兵接战,是全诗用笔墨最多,也写得较出色处。作者善于抓住最能体现战斗特点的“声”与“色”,用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如第一段写战争大场面,首先展示出黄尘滚滚,砂石飞扬,天昏地暗的背景,以这片灰蒙昏沉的色调衬托出如银蛇狂舞,电闪大作的火红旌旗;似雷霆万里,声震天地的隆隆战鼓,格外令人触目惊心。第二段写“飞镝炫晃”与朱火飞烟,光色相映;剑击弓鸣与“长角浮叫”,声响交加,种种光色音响交织一体,使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生动地再现一场大规模混战的紧张激烈情景,渲染出浓烈的战争气氛。作者还着重从动态来描写交战。第二段写兵来将往的厮杀格斗;雪刃纷飞,箭矢如雨,铁骑奔突,华眊急旋。这一幅幅硝烟弥漫,金戈铁马的战斗画面,使人想起曹丕诗:“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黎阳作诗三首》之三)这段共用六个短句:“长剑击、繁弱鸣”;“虎骑跃,华眊旋”;“骁雄斩,高旗搴”,每句都用动词结尾,读来给人以一种连续、动荡不已和如火如荼之感。
全诗叙阵战,笔墨铺张扬厉,句式长短相间,排偶齐整,颇有气势,然略嫌辞赋味太浓,缺乏诗歌韵致。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