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公元1884年(清光绪十年)到1885年间发生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丧权辱国的战争之一。其时法国帝国主义先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使越南沦为“保护国”;接着于1883年底向中国军队进攻,挑开了战争序幕。腐朽的清政府力主议和,于1884年五月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在天津与法国使节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从而更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饕餮野心。六月法军向谅山发动进攻,并将战争扩大到海上,八月进攻台湾,袭击福州马尾,战火在台、澎海域和越南两个地区燃起。十月法军一度攻占基隆,并妄图深入台北,遭到清军和台湾人民顽强抵抗,在淡水一战中受了重创,法国侵占台湾的计划终于粉碎了。在战争初始阶段,清廷水陆两师本尚称锐勇,态势并非不利,相反是应该能操胜券的。但主帅无意于战,故闽、台海战一接触,福州前线即因主帅何如璋畏葸动摇而遭到惨败,紧接着基隆亦失守,酿成令人扼腕悲慨的局面。最后虽恢复了失地,但依然以可耻的《中法新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这场战争。
张景祁晚年宦游台湾,中法战事蔓延海上时,张氏是身历目击者。他的《甲申志愤》、《甲申乙酉纪事诗》以及《新蘅词》中一组纪事词就是这次战争的“史诗”。特别是这些纪事词,确实如谭献所说,“笳吹频惊,苍凉词史,穷发一隅,增成故实”(《箧中词续》),是清词的一宗瑰宝。这首《望海潮》写于基隆未失守前,词所表现的战备松弛、文恬武嬉的腐败状以及作者的忧愤都极其真实,是史的艺术笔录。
词的上片从首句到“添助军声”,运用赋的铺陈手法,把基隆的险峻地势和重兵镇守的“雄关”气象作了着意的描述和刻划。基隆地处台湾岛北端,旧名鸡笼,是台北的门户。作为重要的港口它倚山面海,确实可称“金台锁钥”。张景祁一起手就抓住了山势“插天”,海涛“排山”的特点,在海、山、天三者间构形一个“险扼东溟”的形势,文字冼练而雄劲。接着天险之写后面,又是一个四字对句连六字句式的人防的描述。他说沿海岸线的星罗棋布的礁屿上都有守防,战船巡游在沿海一带连成线形连环之师。有点有线,应该说是颇有固若金汤之势了,所以他说哪怕你是“龙骧万斛”也休想经此险关入侵。斛,量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万斛极言其重大,犹如今日所说万吨。龙骧,原意为威武将领,此处谓统帅大战船的将帅。以上是水上的防守,陆上呢?“笳鼓正连营”,也是阵营密布。夜半回潮助军声之威,则是在气氛上增添一笔,肃杀威严之极。可是,在如此貌似壁垒森严的海陆防卫之前,何以竟然出现“鲎帆影里矗危旌”的“楼船”呢?按理,既然是“雄关险扼东溟”,就不该容许“楼船”——敌舟来游弋的,然而事实却是闯来了“鲎帆”!上片这末一句语调极为冷峻的描绘,与前面严整的铺陈适成对比,将“我军亦不之诘也”的松懈的神情或托大、掉以轻心以至麻痹状态充分揭露出来。鲎,海中动物名,带甲壳,背骨高如帆,有风则举,尾呈剑状。词中用以比喻法军战舰。危旌,高高扯起的旗帜。
词的下片以暴露的手法回答为什么“尚有楼船”高扬“危旌”的种种原因,同时披露了作者的忧愤悲慨情怀。张景祁首先感慨的是主帅权臣中没有真正坚毅富斗志,报国具赤胆的人。所以他要怀念东汉的那位燕颔虎须、投笔从戎的班超,发出今天有谁“更请长缨”的呐喊声。他预感到局势危急,“警鹤唳空”二句即是比拟风惊鹤唳、“狂鱼”嚣张的形势,认定战火将很快从边境之外引向内陆。“春城”指喻依然沉浸在升平状态中的城邑。“玉帐坐谈兵”以下写出大吏将帅们仍沉湎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淫靡中,或“僮花压酒”,美姬伴饮,或“引剑风生”,纸上谈兵。结句以迷惘的问语形式来表现,是词人忧心忡忡的情思的发露,他慨叹何日战火结束,外侮中止,四海真正清平?
词不以含蓄称,也不是传统的比兴之作,并且少有辟典。张景祁词是从“浙派”入手的,但时势人心的变异,现实政况的刺激,他不能不一变而为沉慨悲吭,不作舒缓抽理之吟。只是在句式的锤炼上,气韵的讲究雅洁这些方面看,仍还可以感觉到他的艺术倾向的。特别象“警鹤唳空,狂鱼舞月”,“僮花压酒,引剑风生”这类四字对句的工整精警,最能审辨出浙派词风的艺术趣味来。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