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这篇文章对在故乡相州起兵和以往战况略作回顾后，自感只是“快国仇之万一”，又简述了这次建康之战。在末段，表达了“蓄锐待敌”、“功期再战”、洗雪国耻、收复中原的决心，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全文洋着高昂的爱国激情和忠愤之气，感人至深，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开头以九个字交待了时代的大背景。“板荡”用典，形容天下大乱，局势动荡。自“靖康之变”后，中原大乱，半壁江山仍岌岌可危，金人多次进军试图将大宋彻底覆灭，此时正处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乱世”关头。
紧接着作者叙遭“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戎，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唐太宗《赐萧璃》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河朔的陷落激起了作者“板荡识诚臣”的一腔热血。他少年时便发愤而起，毅然从军，此后数年间经历两百多次战斗。岳飞戎马一生正是他少年立志杀敌雪耻的最好验证。
作者曾作词《满江红》，“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可与词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交相辉映。在这一段中，岳飞已向“神明”告白自己从小为国征战的夙愿，为后文的立誓作了铺垫。
承前“快国仇之万一”而叙现在：“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今次提孤立之师，振奋而起，冲锋陷阵，击杀敌虏，出语如利刃长鞭般气势强锐。金兵南侵时，岳飞率军在广德、宜兴一带接连袭击金兵，取得一次次胜利。“振起宜兴”一句气壮山河，是战斗胜利的写照。
紧接着，“建康之役，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一鼓败虏”，第一通鼓就将敌人击败，喻明了士气极其高涨、锐不可当；“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既表明了要全歼敌人、洗荡敌巢的雄心壮志，又带有此次战役未能全歼敌军的惋惜。这一段对当前局势作了叙述，为下一段的誓词进一步作铺陈。
“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句是叙述的承转。后面誓盟的主文可分为两层来理解。其一是要激励士兵在未来的大战中将敌军彻底打败，向北越过沙漠，杀入胡虏的老巢，把夷人全部消灭。第二层意思是迎接徽、钦两位皇帝回京，收复被侵占的土地，解除朝廷忧虑，使天下归于太平。这一段对“神明”所立的誓言，发自于心，殷殷切切，言之凿凿，滔滔汩汩，一泻而下。这是岳飞当时在五岳祠从血管里喷出的誓言，也是他毕生的宏图大愿，充分表现了一位义烈的爱国英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令人钦佩之至。
此文篇幅虽小，但内涵丰厚，作者少年从军怀志百战，而今大胜后雄心大起，日后杀敌复国的壮志全都凝结在这短短的盟言里。他热血满腔，慷慨激昂，内心的激越奔涌而出，体现在文字上则感情充沛，语气刚峻，句句铿锵，斩钉截铁，一气贯通。读此《五岳祠盟记》令人想起他的另一诗篇《驻兵新淦题伏魔寺壁》：“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作者杀敌报国的英雄之气真可谓长贯斗牛。
这篇散文借记河墅之景，颂扬隐居山林，高洁不污的河墅主人——他的老师潘木崖先生。思想内容十分可取，艺术手法独具特色。
文章分为三段，首段记游写景，中段议论抒情，最后统括全篇，卒章显志。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统一，实为桐文讲究“义法”之范文。文章“因声求气”，造句上以四言为主，杂以三，五、七言，既有古歌行韵味，又有韩柳遗风，音律俱佳，字句传神。如第一段写河墅眭境，文笔清新优美，富有诗情画意。开头两句：“江北之山......多有园林池沼之胜。”是闲大写意的笔法把桐城河山和盘托出，有如登高鸟瞰，全景尽收眼底。接着避虚就实，去粗取精，细描木崖住宅环境，如“出郭循山之麓......是为潘氏之墅。”如此由表及里，精雕细刻，还嫌语不惊人，又“升高而望”，用远景烘托渲染，如“平畴苍莽，远山回合，风含松间，响起水上。”近于泼墨。翘首远望，景色错落，十分开阔壮观；侧耳静听，风啸水吼，难以捉摸的大自然之声写得渐沥萧飒，奔鹃澎湃，可听，可感，可见。至此，大丈夫不遇于时的安适生活环境描画得美不胜美。先秦的哲学家荀子在他的《乐论》中说：“不全不粹不胜美。”看来，戴氏对前人的这个美学观念是心领神会的。他在描写河墅时，既丰富地全面地表现自然环境，又去粗取精，经过锤炼、提高、集中，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地表现自然环境，难爱是很大的。“全”和“粹”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只远望求“全”，不近观颐“粹”，是自然主义，只讲“粹”而不反映“全”，又容易走上抽象的'臣式主义的道路。
《河墅记》的写作，求全而不失粹，确切地说，是概“全”以精“粹”。如果我们再将第一段把玩一番，我们就会发现戴氏笔下的河墅，如同一幅出神入化的“龙图”，云中虽只露出一鳞一爪，然而全貌宛然可见。戴氏把握“全”与“粹”的关系如此之娴熟，自然得益于桐文的“义法”之说。因为桐城古文义法本身就有两种意义：“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而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人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人以摹拟昔人之体式”。中国的山水散文萌芽于两晋，产生于南北朝，鼎盛于唐宋，戴名世继承了前人记游记景的散文传统，模山范水，体物图貌，技巧很高，为桐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篇散文还不同于当时士大夫娱情山水的闲情逸致，风雅倜傥之作，戴氏在这篇文章中弃铺陈擒藻之常法，求淡描点画之奇功，其目的在于债河墅之美，赞颂河墅主人潘木崖光明峻洁的人格和独立不群、不同世俗的高尚品质。潘先生应试不第后，从科场回到山庄，托怀玄胜，远咏老庄，过上清淡、闲适、幽雅的生活，与世俗之徒断绝了来往，这也是戴氏所倾慕的。在他看来，介人迫名逐利的官场，“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既然科场失意，弃绝了入仕的念头，“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有何不好。
他在文章的第二段中的议论，情绪激昂，气势恣纵，他为先生的际遇鸣不平，矛头直指贻误人才的科举制度。如“夫科目之贵久矣，天下之土莫不奔走而艳羡之，中于膏盲，人于肺腑”，寥寥数笔，使那些追名逐利的官迷丑态毕现；而“犹然山泽之瘤，混迹于田夫野老，方且乐而终身”，则赞扬了潘木崖不为利禄所诱惑的高洁风貌。“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持论公允，爱憎分明，作者在描写这种超脱尘俗的河墅之中，也流霡了磊落不平之气，深化了自己的思想。
最后“小于怀遁世之恩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升华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不逃避现实，为将胸中书数百卷形成文字而奔走四方，历岁逾时而不罢手，单就这点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