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
这是北宋贺铸的一首歌咏恋情之作,以第一人称叙述口吻写一男子的痴情。上片写词人对他所钟爱的女子的追求,下片写失恋的痛苦以及自己对爱情的执着。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这是一组对仗句,一句一个镜头,场景互不相同。第一个镜头再现了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家的宴会上,一再拨动琴弦,以《凤求凰》之曲向卓文君表达爱慕之情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只不过男女主人公都换了。“紫陌”一句,镜头由家中移位到繁华的街上。写自己认准了美人的香车,跟前撵后地转圆圈,欲得姑娘之秋波飞眼,掀帘一顾。唐人李白《陌上赠美人》有诗句云:“白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搴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刘禹锡也有诗句写都市春游的热闹景象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可见,紫陌寻春之际,发生过很多与此相似的风流韵事。这两句词,如果说上一幕之鼓曲求凰尚不失为慧为黠,那么下一幕的随车盘马却就不免乎“痴”了。因此,“鼓琴”、“盘马”两句,虽同是写对爱情的追求,貌似平列,但却决非简单的语意重复,而是不同层次的情感流露。在那镜头的跳跃中,有时间的跨度,有事态的发展,更有情感的升级。这是不同层次情感的真实记录。
上文以排句发端,下文仍以俪句相接。这种作法叫做“双起双承”。在结构的转承上,第三句与第一句遥相呼应,回溯“鼓琴”之事。“流骄车音”句承接“紫陌屡盘骄马鞚”。这里“远山眉”一典,见刘向《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首句既以司马相如自况,这里乃就势牵出卓文君以比拟伊人,密针细缕,有缝合之迹可寻。词人似乎从那美人的眉眼之中,看透了美人对自己的爱意。正因为有这惊鸿一瞥,才使前两句之问略去了的情节进展有了关捩,既以见当时之“鼓琴”诚为有验,又证明后日之“盘马”良非无因。于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便只剩下一个“盘马”的结局毕竟如何了,这就逼出了与第二句错位对接的“流骄车音牵目送”。那车轮轧轧,似轻雷滚动,一声声牵扯着词人的心,好似从词人的心上碾过一般。姑娘的辎軿车渐行渐远了,而词人却仍然驻马而立,凝目远送,望断离路。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二句,写词人“目送”心中的美人远去之后,心情郁闷,痛苦不堪,他便借酒浇愁,去喝了一场闷酒,酩酊大醉之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衣裳也没有脱便一头栽到床上,拥被睡去。及至酒醒,已是夜深人静,但觉寒气袭人,又听到寂凉的钟鼓催更之声。这“寒生”二字,既是实写,也分明写出词人心绪的凄凉、寂寞。听到那凄凉的钟鼓声,词人心绪也凄凉。
“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回梦中还说梦”二句,词人笔锋两到,一方面以逆挽之势插入前二句间,追补出自己在“拥被”之后、“醉解”之前做过一场美梦,在梦中相亲相爱,百般温存,万种怜爱。这在笔法上来讲是叙事之词,另一方面,它又以顺承之势紧承前二句之后,抒发其“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的深沉感慨,自是入骨情语,强作欢笑。本来一对热烈的恋人,不能朝夕相守,只能在虚幻的梦中耳鬓厮磨,这已十分凄楚、哀怜了,而词人却又“梦里不知身是客”,还要向她诉说这种温馨之梦,这就更衬托出处境、心绪的凄惨。像这样的“梦中说梦”之“梦”每每发生,其哀感顽艳之程度十分深重。这两句之中,蕴含了很多重刻骨的相思、铭心的记忆,含泪的微笑与带血的呻吟。一篇之警策,全在于此。
“梦里相亲”,但凡被爱神丘比特之箭射中了心灵的热恋中人,几乎无不有此情幻,是属对于实际生活现象的直观,诗家、词家、小说家、戏剧家人人能道,还不足为奇;而“梦中说梦”,则恐怕不是人们——包括作者本人之实所曾经,不能不说是建筑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艺术虚构(或对于生活现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了,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词人的匠心独运。成如容易却艰辛,它决非浅于情者对客挥毫之际可以立就的,而是由爱情间阻的极端痛苦这一巨大而沉重的精神负荷从词人的灵魂中压榨出来的。诚然,《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者,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亦云:“如人梦中说梦所见种种自性。……梦尚非有,况有梦境自性可说?”自居易《读禅经》诗也有“梦中说梦两重虚”之句。贺词末二句的构思似从中得到启发。但前人以“梦梦”为理喻,显现出冷静的思辨色彩;词人则用作情话,闪耀着炽热的感性光华。由道家玄谈、释氏禅悦的语言机锋发展为诗人情词中的艺术杰构,可谓“冰,骄为之而寒于骄”(《荀子·劝学》)了。
此词写男子情痴,与写男子相思的众词相比,其情更深更痴。词中的抒情主人公,比起写闺中少妇的用情程度,也毫不逊色,可谓别具一格了。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南朝文士,多有戏美姬、咏歌舞之作,此类诗作,大抵都以秾丽的词藻,描写女子的颜色、服饰、歌姿、舞态,往往流于浮艳轻靡。梁代诗人王暕,虽未能免俗,也有《咏舞》之作,但在艺术表现上,这首小诗却别出机杼,不落窠臼。
摈弃人物的外形摹写,着重从动态中传其神,达其情,是此诗构思上的创新之处。诗的一二两句,以极简炼的笔墨,运实入虚,烘托出舞者的精湛舞技。古谚云:长袖善舞。作者只从绮袖入手,着一“回”字,则双臂的舒展自如,躯体的回旋若飞,已宛然可见。高堂华屋之中本无风,是轻捷蹁跹的舞步,是急速飘舞的裙裾,使平地竟自生风。“从风回绮袖”,读者似乎听到那忽忽的风声,看到那长袖交横、绮罗焕彩的婀娜舞姿。花钿(tián田),是用金玉珠翠制成花朵形的头饰。花钿之转,在于云鬟之转,云鬟之转又在于头部和全身之转。“映日转花钿”,灿烂的阳光透过玉户绮窗,映照着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花钿,珠玑生辉,光彩夺目。只须稍加想象,即生眼花缭乱之感。二句无一字正面描写如何举手投足,只从袖、钿等处着墨,而舞者之神气已毕现。另外,十个字中连用四个动词,亦造就了强烈的急速的律动感,使画面真有“歌舞场”之生气。
如果说前二句着重从动态中传神,那么,后两句便是通过舞蹈与音乐的协调相应来达情。柱,是瑟筝等弦乐器上赖以支弦的木制码子。柱近则弦紧,故称促柱。危,本为高峻貌,此处用以形容音节急促,故危弦意同急弦。“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前一句谓舞女之情与乐曲所表达的情感相应相通,用现代术语说,即是舞蹈语汇与音乐语汇和谐一致,揉为一体。后一句谓舞女的舞姿充满了乐曲中的激越感,连她地上的影子似乎也受了感染,有了活跃的生命,随着她一起昂扬激奋。“依”,见出女子随着乐曲的情感起伏、节奏变化而改变舞姿,调整动作,一字中包蕴了变化无穷的万千舞态。“赴”,则舞者轻盈优美、飘飘欲仙的美好身影,使读者可触可见。这二字凝炼精警,皆从虚处传神。至此,一个丰姿绰约、舞技高超而又感情丰富、善解音律的舞女形象,遂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了。
此诗在表现手法上遗貌取神,无所藻饰,一洗脂粉香和珠宝气,表现出了可贵的创造精神。与那些靡靡之声相比,诗此可算得上清音雅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