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贾兰所作，与贾环的《姽婳词·红粉不知愁》、贾宝玉的《姽婳词·恒王好武兼好色》都出自小说的第七十八回。

　　贾政与众幕友谈及恒王与林四娘故事，称其“风流隽逸，忠义感慨”，“最是千古佳谈”，命贾兰、贾环和贾宝玉各吊一首。贾政所叙述的情节是作者利用了旧有明代传说史事而加工改缉的。“姽婳”一词初见于宋玉《神女赋》，形容女子美好贞静，所以小说中说，加以“将军”二字更见奇妙。

　　《姽婳词》突出地表现了曹雪芹政治观点上的矛盾：他一方面不满封建制度，一方面又想“补天”；一方面憎恶政治腐败、现实黑暗，一方面又为清帝国的命运担忧，为他们这个阶级的没落而哀伤；一方面同情奴隶们的痛苦和屈辱，为受冤遭迫害者提出强烈的控诉，一方面又主张“清清白白”地做人，“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碗的饭”，反对奴隶们用暴力来推翻现存的制度、争取自身的解放。在《姽婳词》中，他以当今皇帝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为名，指桑骂槐，揭露和嘲笑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这是大胆的。但是，把封建王朝在农民起义风暴的猛烈扫荡下的土崩瓦解看成是一场灾难，把向革命势力作拼死顽抗的林四娘当作巾帼英雄而大加赞美，这又说明曹雪芹并没有完全背叛自己的阶级。

　　清代康熙之后，政治上转向黑暗，随着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日益激化，农村中的夺粮、抗租和“抢田夺地”的斗争也此起彼伏，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虽则尚未成熟，但已在酝酿之中。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对现实比较有清醒认识的人，开始担心像前代青州唐赛儿以至李自成那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不久就会重新出现，哀叹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姽婳词》正反映了这种深怀隐忧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

　　脂砚斋在小说写到“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时曾加批语，以为不能实看这些话，否则，“便呆矣”，还说“此书全是如此，为混人也”。因而，目前有些研究红学和史学的人认为，从史事看，林四娘应死于抗清，“非与义军为敌者”（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230页 ），此诗实“与义军无关”，“对立面为侵扰青州之清军”，这样写是为“避清帝爪牙之耳目”，或者更肯定地认为“是指崇祯十五年（注：崇祯十五年为1642年）十二月清军在未入关前一次入侵明境山东青州之事”（引自徐恭时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件）。此说，不仅关系到作者对农民起义的政治立场问题，也关系到这位满族子弟会不会存在某些反满意识的问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关于小说的人物形象，《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表面上像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贾宝玉吊晴雯扑了空回来，就被叫去做吊林四娘的诗，做成《姽婳词》，作者连过渡的文字也不要，紧接着就让他撰写《芙蓉女儿诔》，这一切其实都是有用意的，那就是通过诗来暗示诔文中所包含的政治寄托。然而，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与一个遭封建势力迫害而死的女奴放在一起写，以便作某种类比的意图，从阶级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曹雪芹思想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